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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数字思维拓展大数据法律监督

　　□获取数据 □驾驭数据 □运用数据

　　运用数字思维拓展大数据法律监督

　　近年来，全国检察机关以数字化改革赋能新时代法律监督，运用检察大数据思维，推动法律监督模式的重塑性变革，从“数量驱动、个案为主、案卷审查”的个案办理式监督向“质效导向、类案为主、数据赋能”的类案治理式监督转变，探索出一条大数据法律监督新路径。

　　畅通数据来源是大数据法律监督的根本。经过实践探索，大数据法律监督的核心内容是通过对办理个案的系统总结，归纳类型化要素，对政法、政务、社会等所涉数据进行采集梳理，经过数据碰撞和分析，得出具有高度盖然性的监督线索，经查实后开展法律监督，并由此发现执法司法及社会经济领域中的突出问题，进而推动社会治理。这一“个案办理—类案监督—系统治理”路径面临的首要难点即为“数据从何而来”，而这正是大数据法律监督有别于传统法律监督之处，也是实现法律监督模式重塑性变革的关键之举。

　　加强数据管理、提升数据质量是大数据法律监督的关键。大数据法律监督中的“数据难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数据获取渠道有限。一方面，数据来源匮乏，共享渠道不畅通。对此，检察机关目前通过建立侦查信息查询机制、与执法司法领域建立数据共享目录等途径减少信息壁垒，但是大量政务数据、社会数据共享仍较为有限。另一方面，自有资源未被充分利用。大量检察数据散落在不同的“信息孤岛”上，呈现分散化、碎片化等特点，缺乏统一管理与应用，形成大量“沉睡的数据”。

　　二是数据安全亟待重视。一方面，部分在法律监督中确实需要的数据字段，由于涉及客户隐私、公民信息等，数据提供方以保护信息安全、数据边界难以厘清等理由拒绝共享，导致监督陷入瓶颈。另一方面，无论是执法司法数据还是社会数据，均会涉及个人或者单位的敏感信息。随着大数据法律监督的不断深入，如何对已有数据加强安全管理、规范数据使用将成为重要课题。

　　三是数据质量尚待提高。一方面，数据本身存在局限性。由于共享权限有限、数据涉密等原因，部分已获取的数据信息存在信息不全、格式混乱等问题，导致部分数据虽然量大但是不精、不全，且清洗工作耗时耗力。另一方面，数据与监督需求的关联度欠缺。部分监督模型需要大量信息，但是海量信息中只有部分信息是有用信息，如何缩小数据范围、提高匹配精度是提高监督质效的关键，共享信息的质量直接影响数字监督效果。

　　以数字思维拓展大数据法律监督的深度和广度。检察干警需要充分运用数字思维提高获取数据、驾驭数据、运用数据的能力。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是一种思维方式、一种行为能力，将数字思维和相应技术引入检察监督，破解“数据难题”，将大大拓展大数据法律监督的深度和广度。

　　一要激活自有资源，以数据唤醒数据。“四大检察”“十大业务”本身具有丰富的信息数据，深挖自有数据是首要工作。一方面，一体化管理检察数据。历经多年积累，无论是刑事检察，还是民事检察、行政检察、公益诉讼检察，都通过各种途径积累了大量的数据，但数据分散导致数据利用率低。因此，应实现检察数据的贯通共享，将已获取的数据进行一体化、系统化管理，实现融合监督。另一方面，统一数据形式和标准。除检察业务应用系统、侦查监督平台中填录的案卡、报表数据是结构化数据外，检察数据中还有大量卷宗材料、图像、音频等非结构化数据以及半结构化数据。结构化数据容易采用常规方式进行分析处理，但对于非结构化及半结构化数据需要通过特定的技术转化后利用，统一数据标准，整合多源数据。

　　二要创新共享方式，以非共享实现共享。在检察大数据战略下，检察机关目前已开展了多类专项数字监督，但在更广阔领域因数据权限、数据安全等原因仍存在不同程度外部阻力。对此，应运用数字思维，改变传统的导出共享方式为联邦学习（一种重要的面向隐私保护的机器学习框架，可以在不收集数据的情况下协同进行模型的训练，实现数据的“可用不可见”，从而保护隐私信息）下的共享模式：一方面，通过联邦学习，可实现在不暴露真实数据的情况下完成合作建模，能够让AI算法借助位于不同站点的数据获得经验，摒弃将数据进行归集的方法，使得各方均能凭借本地数据获取全局数据。对于大数据法律监督而言，这将大大拓展监督数据的来源。另一方面，联邦学习这种“数据可用不可见”“数据不动模型动”的方式也会大大加强数据的隐私保护，减少数据泄露风险。

　　三要类型化治理，以数据驱动数据。大数据法律监督的核心是类型化的思维方式，这除了体现在“类案治理监督”上，同样可以用于数据治理以提升数据质量。一方面，可以将部分数据治理的模式推广到整个类型化数据上，形成主题数据库。在数据标准统一的基础上形成易于检索、碰撞便利的标准库和主题库，如毒品犯罪数据库、电信诈骗犯罪数据库、涉税犯罪数据库、集资类犯罪数据库等，充分联结监督需求与现有数据，把已有数据挖深、用尽。另一方面，建立专项监督数据库，以数据驱动数据。可将已开展的专项监督类型化，如检察机关已开展的“空壳公司”清理专项监督活动，通过梳理无税款、无社保缴纳等特点，调取一批具有监督针对性的企业信息、税务信息，这部分信息相较于海量的“纯数据”而言更具监督价值。类似的如对强制戒毒、司法网拍等的专项检察监督中积累的“初步排查数据”，均能为各地检察机关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数据支持。

　　（作者单位：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检察院）

原文链接：https://www.spp.gov.cn/spp/llyj/202208/t20220822_57302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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