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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公平正义观之三个面向

　　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的价值追求，也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中华文明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孕育了丰富的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其中不乏对公平正义的理论阐释。比如，法家主张的以法“明公道”“以公正论，以法制断”，也就是对公平正义的内核阐发。具体而言，法家公平正义观的核心要义包括“法不阿贵”的平等思想、“信赏必罚”的公正思想以及“能去私曲”的为公思想。

　　其一，“法不阿贵”的平等思想。春秋前，社会等级制度森严，“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是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原则。这种不平等的社会规范，导致社会不公。法家的进步在于，打破旧的不平等礼制，建构最大限度实现平等的国家治理理论，并付诸实践。法家追求平等价值，主张将旧贵族也纳入法律规制，提倡“壹刑者，刑无等级”“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要求统一刑罚，不分亲疏贵贱，将所有人都纳入法律统治，而在法治之内，没有特权者。正如管子所说：“上亦法，臣亦法。”“法令者”，必须“君臣之所共守也。”法家对平等价值非常重视，如韩非子认为“圣人之为法也，所以平不夷、矫不直也”。即君主之所以要制定法令，是为了用法令整治不平、矫正不直。对此，韩非子还进一步指出：“故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辟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故矫上之失，诘下之邪，治乱决缪，绌羡齐非，一民之轨，莫如法。厉官威民，退淫殆，止诈伪，莫如刑。”在法家看来，严刑峻法是规范民众行为，实现国家治理的最有效手段。

　　其二，“信赏必罚”的公正思想。法家主张推行法治，取消世卿世禄制，即打破官爵利禄由贵族统治阶级家族世袭的传统。魏国李悝变法时，主张“夺淫民之禄”。李悝认为，“其父有功而禄，其子无功而食之，出则乘车马，衣美裘，以为荣华，入则修竽琴钟之声，而安其子女之乐，以乱乡曲之教”。商鞅变法时则将世卿世禄制予以废除，实行“以功授官予爵”，秦国律法明文规定：“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以军功作为加官晋爵的标准，为普通百姓建功立业提供了相对公平的机会，体现了法家的公正思想。此外，法家的公正思想还体现在有过必罚，不能功过相抵。法家认为：“圣人不宥过，不赦刑，故奸无起”，犯了过错就要受到处罚，不能姑息养奸，即使有功，也不能相抵。商鞅明确提出：“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忠臣孝子有过，必以其数断。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在韩非子看来，赏罚是君主的“二柄”，要注重公平，一律依律赏罚，做到“信赏必罚”。这样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杜绝一些人居功自傲、故意违法，为普通百姓提供守法表率。

　　其三，“能去私曲”的为公思想。法家认为，好利是人的天性，提倡鼓励个人逐利，并以律保护个人私益，而其根本目的在于促进富国强兵。在法家看来，公私分明关乎国家存亡。正如商鞅所说：“公私之交，存亡之本也。”在商鞅看来，如果“公私之分明”，那么“小人不疾贤，而不肖者不妒功”。商鞅认为，只要君主以天下为公，“为天下治天下”而“非私天下之利也”，就会得到世人爱戴。韩非子也主张公私分明，他认为，君主行公义，以天下为公，大臣们自然也行公义，公正无私。“修身洁白而行公行正，居官无私，人臣之公义也；污行从欲，安身利家，人臣之私心也。明主在上，则人臣去私心行公义；乱主在上，则人臣去公义行私心。”法家主张通过法治协调公私关系，保证以公为先。韩非子在论述了“公私不可不明”后，又进一步论述了“法禁不可不审”。韩非子认为，臣民“临难必死，尽智竭力，为法为之”，即臣民能够去私为公，主要是公私分明的赏罚制度发挥了作用。如果“能去私曲就公法者”，那么“民安而国治”；如果“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则兵强而敌弱”。也即，君臣能够摒弃私利、奉公守法、以法处事，人民就能安居乐业，国家就能长治久安。

　　法家以“法不阿贵”“信赏必罚”“能去私曲”为核心要义的公平正义观，为今人追求公平正义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和宝贵的经验。新时代实现“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目标，既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公平正义的精神内核，也要结合国情实际和时代要求，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作者单位：广东理工学院、广西壮族自治区桂平市人民检察院）

原文链接：https://www.spp.gov.cn/spp/llyj/202403/t20240321_64997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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