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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谈“自由”

　　“现在最需要的是自由，多少钱也没用！”

　　

　　“如果可以选择，一定选择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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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工作的缘故，我得以机会与落马官员面对面，看着昨日众星捧月、意气风发、运筹帷幄的他们，今日形单影只、声泪俱下、悔不当初，巨大的反差让人感慨万千、唏嘘不已，而“自由”也成为他们嘴里的高频词。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谈及“自由”，许多人的脑海中都会浮现这首诗，它截取于匈牙利诗人桑多尔·裴多菲1847年创作的一首自由诗《自由与爱情》中的最后两句“Life is dear，love is dearer，Both can be given up for freedom”。1929年，“左联五烈士”之一的殷夫（即白莽）把它译介过来，按照中国五言律诗的格式，押上了韵脚，使译诗平白如话、朗朗上口，诗韵、理趣兼具，尤其是那可抛却爱情、舍弃生命去追求的自由，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成为许许多多人永恒的精神图腾和不竭的精神动力。

　　

　　那么，这可抛却爱情、舍弃生命去追求的自由，到底是什么？

　　

　　桑多尔·裴多菲此诗的创作背景，是奥地利统治下的匈牙利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已达白热化的时期，年仅24岁的裴多菲目睹国家遭受侵略、人民生活在暗无天日的水深火热之中，奋起疾呼，一边赋诗作文号召民众，一边亲自领导首都布达佩斯的武装起义，在克什堡同沙俄军队作战时壮烈牺牲，年仅26岁。在诗人的眼里，自由是民族的独立与自主。

　　

　　这几天，寒假告罄，又适逢南方连续十来天的降雨降温天气，温暖的被窝与湿冷的天气，使每一次上学都成了孩子们一场身体与意志的较量。台湾著名作家龙应台在《亲爱的安德烈》一书中写给儿子这么一段话：孩子，我要你用功读书，不是因为我要你跟别人比成绩，而是因为，我将来希望你拥有选择的权利，选择有意义、有时间的工作，而不是被迫谋生。在作家的眼里，自由是选择的权利和拒绝的底气。

　　

　　自由是一个内涵、外延极为丰富的概念，涵盖政治、哲学、经济、社会、心理等思想体系，根据个人与社会关系的不同，对自由概念的理解也有所不同。1775年3月23日，苏格兰裔美国革命家帕特里克·亨利在美国弗吉尼亚州议会上发表《不自由，毋宁死》的演讲，喊出了：“自由！自由！不自由毋宁死！”的铿锵口号。而法国大革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吉伦特党领导人之一罗兰夫人在为自己的理想殉死时却说：“自由！自由！有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据英国阿克顿勋爵统计，众多思想家对“自由”的界定竟有 200余种之多。所以，美国政治思想家萨托利说“自由是一个变色龙似的词语”。但即便是因时、因地、因势、因人而使人们对自由的内涵与外延有不同的理解，统观“自由”词义演变史，“自由”的最基本含义是不受限制和阻碍、束缚、控制、强迫或强制，或者说限制或阻碍的不存在。在古拉丁语中，“自由”( Liberta )一词的含义是从束缚中解放出来。英语中的Liberty，即源自拉丁文，同样包含着不受任何羁束的自然生活和获得解放等意思。

　　

　　但自由意味着无条件地随心所欲吗？

　　

　　在西方，最初意义上的自由，主要是指自主、自立、摆脱强制，意味着人身依附关系的解除和人格上的独立。许多人认为自由就是“我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做”，德国思想家、哲学家康德对此断然否定，他指出，一般人对自由的了解，其实是非常糊涂、非常鲁莽、自以为是的了解。他认为“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不是自由，乃是野蛮鲁莽与放纵，真正的自由是：“我不要做什么，就能够不做什么”。在康德的逻辑框架里，所谓自由，不是随心所欲，而是自我主宰。

　　

　　在中国，“自由”在中国古文里的意思是“由于自己”， 就是不由于外力，自我作主。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学派就为“自由”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要求“塞其兑，闭其门”。庄子认为“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可见，道家的自由是挣脱世俗的羁绊与束缚，超越个人的利益和欲望，通过摒弃物欲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以此来获得内心的“自在、逍遥”。儒家学派代表人物孔子在《论语·为政》中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所谓的“从心所欲”的自由，亦是在“不逾矩”的前提之下。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认为自己是自由的，“因为我发自内心地选择服从自己的良知。”德国哲学家尼采说：“自律是属于自由人的纪律。”可见，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哲学话语体系，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的社会运行机理，真正的自由，都不是无所依归、肆意放纵，而是致于良知、自主选择，从而掌握人生的主动权。

　　

　　回到文章的开头，落马官员频频吐露的对自由的渴望，这个“自由”指的是什么呢？

　　

　　“我真后悔，我不想进监狱，我不想失去自由……”这是其中一名落马官员的原话，显而可见，他在痛惜即将身陷囹圄，失去了人身自由。

　　

　　其实，落马官员失去的何止是人身自由？看着别人香车豪宅眼红，在物质攀比中迷失，在人情羁绊中沉沦，他已然失去了物质自由，成为了物欲的囚徒；拿了不该拿的钱，办了不该办的事，他已然失去了干事的自由，成为行贿者的牵线木偶；碰了党纪国法红线，破了为人处世底线，常患东窗事发之忧，常怀原形毕露之虑，连同精神的自由也一并失去了。

　　

　　马克思曾说，法典是人民自由的圣经。对于领导干部来说，真正的自由，根植于纪法的框架里，建构在自律的基座上。“自律的，才是自由的”，或者说“不自由”即是“自由”，这听起来或许有些矛盾，但若目无纪法、行无自律，自由就如同断线风筝、脱缰野马，必然横冲直撞，导致头破血流，最终走向自由的反面。可见，自律是前提和保障，自由是目的和依归。领导干部要掌握“不自由”与“自由”的辩证法，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不为功利所扰，不被物欲所困，从而抵达“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真自由境界。（桂平市纪委监委）

　　

　　

　　编辑：杨意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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