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讯通中心

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女性风采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叶坪村召开，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这是大会选举时的照片。

　　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办过程中，众多苏区妇女参与其中，为大会的顺利召开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由于在妇女工作、文化教育、医疗卫生、扩红运动等方面的出色成绩，一些苏区妇女还被选为各级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通过参加各级苏维埃代表大会，她们参政议政，发表和提出了大量关于苏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中肯看法和建议。在各级苏维埃代表大会结束后，她们继续履职尽责，密切联系群众，在工作中发挥代表的模范作用，成为苏区政治生活中的一道亮丽风景。

　　筹办“全苏大会”

　　在苏区召开的各级苏维埃代表大会中，以1931年11月和1934年1月召开的两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规模最大、影响最广。在这两次“全苏大会”的筹办过程中，大量苏区妇女承担了前期选举、会务及会议中的演出任务等。

　　1931年10月15日，中共临时中央致电苏区中央局，要求“党现在必须动员一切力量，准备全苏大会的开幕”“大会开幕时，必须举行全苏区的庆祝大会与群众游行，赤少队、少年先锋队、童子团等必须全体参加，在可能条件之下，举行一部分红军阅兵式，各地党团以及工会等群众组织，必须选派大批代表，列席旁听与庆贺”，要求会务工作“细致、高效完成”。为此，康克清、贺子珍、彭儒、张亮等积极踊跃地承担了这项艰巨的工作。其中，张亮刚刚来到中央苏区且康复不久，但了解到“一苏大会”的会务工作十分繁重，就对筹备工作的负责同志表示：“搞后勤事务我熟悉，你放心吧。”之后，这些女同志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妥善周全地解决了“一苏大会”代表的住宿、会场布置、各类会议材料的装订和分发以及会议的伙食采买等会务问题。

　　除了会务工作，“一苏大会”筹备委员会还希望会议期间能够为代表们提供一些文艺活动。刚来到瑞金不久的危拱之、李伯钊等临危受命，圆满地完成了这项工作。

　　危拱之和李伯钊来到中央苏区前，都在苏联学习过，政治理论功底较为扎实。尤其李伯钊还在莫斯科与沙可夫等一起排练演出过戏剧。因此，在接到中共中央关于“一苏大会”期间组织文娱活动的任务后，李伯钊等就立即着手准备。李伯钊等不仅为大会组织了提灯游行、社火、扇舞等群众文艺活动，还将在苏联看过的戏剧《农奴》结合苏区土地革命进行改编，并邀请何叔衡、李克农等苏区干部参演，受到“一苏大会”代表的喜爱。

　　除了留苏女干部，一些基层妇女群众也主动参加了“一苏大会”的文艺演出。其中，出生在瑞金洋溪村的刘翠莲就带领当地妇女为“一苏大会”代表和群众表演了茶灯舞，演唱了红色歌谣。

　　推选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

　　在召开各级苏维埃代表大会前，各级苏维埃选举委员会都会组织选举活动选出群众满意的代表。其中，“一苏大会”选出正式代表610名，“二苏大会”选出正式代表693人，候补代表83人，旁听1500多人。同时，在省、县、区、乡（市）苏维埃代表大会中，也选出了大量苏维埃代表，其中，女性所占比重不断增加。

　　这一情况的形成，首先与各级苏维埃政府、党委大力推进妇女解放有关。1930年7月20日，闽西苏区就发布了《关于第二次代表大会及对选举法的修改问题》，要求“工农兵代表全数中，青年至少要占百分之三十以上，妇女要占百分之二十”。而1933年9月中共中央组织局在《动员劳动妇女参加选举》中也强调“各级党部必须立即进行组织广泛妇女参加选举运动，经过女工农妇代表会，来切实动员，必须达到妇女代表占百分之二十五的任务”。

　　苏维埃代表中女性所占比重不断增加，还与广大苏区妇女在工作中的突出表现有关，这里仅举一例。1903年出生在福建省永定县的范乐春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并在溪南区苏维埃政府中担任了妇女主任一职。在工作中，她经常引导当地妇女积极学习党和苏维埃政府的政策，鼓励她们入党、入团，成为扩红运动的积极拥护者，为扩红运动的顺利开展而努力。因此，范乐春不仅多次被选为永定县、闽西苏维埃工农兵代表大会的代表，还在1931年10月被选为“一苏大会”的正式代表。

　　“一苏大会”召开后，更多妇女投入到苏区各项建设中。因此，“二苏大会”召开时，代表中的妇女更多。1934年1月1日梁柏台在《今年选举的初步总结》中就介绍“二苏大会”的选举工作中“妇女代表超过了党的号召”，“这次选举增加了代表的人数，妇女代表占代表总数的百分比例，如兴国为百分之三十以上，乡苏主席有二十余个女子”。刘英、李坚真、王泉媛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

　　刘英是留苏党员，1933年6月才来到中央苏区。初到中央苏区，她不愿意留在办公室工作，而是积极申请到基层去锻炼。她曾回忆：“我生性爱说好动，喜欢做群众工作，就向罗迈提出，恩来同志当年分配我学无线电是为了好找职业掩护，现在到了苏区，不需要掩护，我熟悉群众工作，还是让我干群众工作吧。”之后，刘英就在少共中央局担任巡视员。由于在工作中的积极表现，1933年底刘英被选为“二苏大会”代表。

　　长期从事革命工作的李坚真由于“一苏大会”期间负责为迷惑敌人而设的假会场布置工作，也错过了到现场参加“一苏大会”的机会。但是此后，李坚真努力工作，在妇女工作中取得了突出成绩。李坚真还积极团结当地妇女，鼓励她们动员亲人参加红军，并带头为红军战士洗衣服。正是由于这些突出表现，李坚真被选为“二苏大会”的代表。

　　“二苏大会”代表中，有着大批长期从事基层工作、成绩优异的苏区妇女。1913年出生于江西省吉安县的王泉媛长期在湘赣苏区开展妇女工作。为了做好工作，王泉媛经常到妇女家中讲解革命知识，宣传苏维埃婚姻政策，鼓励妇女反抗童养媳制度和包办婚姻，引导她们走出家门参与革命。她还带领当地妇女组成洗衣队，为红军战士洗衣服、缝衣服。由于这些出色表现，王泉媛被选为“二苏大会”代表。

　　苏维埃代表大会闭幕期间履职尽责

　　苏维埃代表大会闭幕期间，大量当选的女代表普遍在各级苏维埃政权和党委中担任了更重要的职位。她们积极履职尽责，全心全意为苏区群众服务。

　　参加完“二苏大会”后，周月林先被组织安排开展妇女、儿童工作，不久之后，由于医疗卫生人才短缺，又被安排前往苏维埃国家医院担任院长。经过努力，她不仅在短时间内学会了接生、打针等基础技术，还在伤病战士中广泛开展了思想政治工作，鼓舞了士气。

　　“二苏大会”代表李坚真出任中共中央妇女部部长后，为了把妇女工作继续做好，她深入妇女中，号召大家为红军做鞋子、米袋子，为红军捐献财物，动员妇女交公粮、买公债和募捐等，另一方面又积极推进托儿所的建设。当时，许多青年上了前线，大后方的妇女们要劳作，还要带孩子，十分辛苦。为此，李坚真向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内务部报告，要求广泛落实《托儿所组织条例》，真正做到“改善家庭的生活，使托儿所来代替妇女担负婴儿的一部分教养的责任，使每个劳动妇女可以极可能地来参加生产及苏维埃各方面的工作”，让苏区妇女能够全身心投入劳动生产和支前活动中。

　　1934年参加了“二苏大会”的甘棠被组织派往中共中央妇女部任秘书。在工作中，甘棠除了积极协助李坚真组织妇女参加扩红运动外，还对基层妇女的民主选举给予了关注。甘棠经常参加基层女工农妇代表大会，鼓励妇女在会上发言，希望能够提高基层妇女的民主意识和参政热情。同时，在这一过程中，甘棠还经常将她们的意见收集起来，做成议案，以苏维埃代表的身份交给苏维埃代表大会讨论，以此推动苏区基层妇女参政议政。

　　开完“二苏大会”后，到少共中央局报到的王泉媛还自告奋勇到苏区最为艰苦的万田、下坝等地开展活动，立志做一名时刻与群众在一起的代表。由于长期与群众密切联系，取得了群众信任，王泉媛在第五次反“围剿”扩红运动最为艰难的时候仍然超额完成了任务。

　　从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广大妇女通过这一新型政体，走出家门，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并通过自己的努力，逐渐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及新中国政治舞台上不可或缺的力量。

　　（作者单位：江西省社会科学院）

　　责任编辑：魏捷

原文链接：http://www.sx-dj.gov.cn/a/dscq/20230330/86967.shtml
[免责声明] 本文来源于网络转载，仅供学习交流使用，不构成商业目的。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涉及作品内容、版权和其它问题，请在30日内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