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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逃避侦查”的认定，我认为可以从主观故意、客观行为及造成后果三方面来综合考量。首先，犯罪嫌疑人主观上要有逃避侦查的故意。嫌疑人为摆脱侦查和刑事责任的追究，明知公安机关在抓捕，在主观上有实施隐姓埋名、隐瞒新居所地、潜逃、隐藏等行为的故意。其次，客观上实施了逃跑或藏匿等积极行为。嫌疑人积极、主动地实施了改名换姓、逃至外地隐姓埋名等行为，致使侦查工作无法顺利开展。再次，结果上导致了侦查活动无法顺利进行或无效。由于犯罪嫌疑人实施了一系列有意的、主动的、积极的逃避侦查行为，致使侦查活动无法顺利进行。

　　综上，我认为，第一，对于正常外出工作、经商，在居住地正常生活的犯罪嫌疑人，仅明知公安机关要自己归案仍消极不到案的，不应视为“逃避侦查”。第二，对于不主动投案、到案后拒不供述等行为，我认为，从期待可能性的角度而言，不能对行为人作过高的义务要求。消极的行为，如不主动投案、到案后拒不供述等没有配合侦查机关调查取证的，不能简单认定为“逃避侦查或者审判”，否则，除了投案自首以外的其他行为均易被归入其中。虽然刑事政策和刑事法律鼓励行为人积极投案自首，但自首只是法定从宽处罚情节，并不是公民的法定义务，不自首也不是从重处罚情节。此外，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已为我国刑事诉讼法所确定，这是法律赋予犯罪嫌疑人的权利。

　　许佳

　　上海市检察院检察官

　　“逃避侦查”在客观上存在扩张说与限缩说的对立。我主张限缩的观点，即不能把“逃避侦查”理解为不投案、不坦白。理由是：1. 时效制度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督促侦查机关及时履责，2. 作案后的“逃避”行为不具有更多的可谴责性，3. 让行为人投案自首缺乏期待可能性。所以，《刑法》第88条第1款的“逃避”应限定为“积极的行为”。

　　

　　关于何为“积极的行为”，理论和实践中有很多争议。个人认为，犯罪嫌疑人“从未到案”是认定“逃避侦查”的必要条件。即如果犯罪嫌疑人曾因本案被抓获，但其隐瞒犯罪事实、串供、伪造、毁灭证据等行为致使公安机关最终将其释放，还是不能认为其系“逃避侦查”。干扰侦查的因素理应由侦查机关克服，只有“逃跑”“隐藏”等使侦查活动根本无法开展的反侦查行为，才算“逃避侦查”。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里的“逃避侦查”应当是“非常”积极的。但“从未到案”不是“逃避侦查”的充分条件。如果行为人在犯罪之后始终居住于原地，或者正常外出打工、经商，没有隐姓埋名，没有隐瞒新居住地，没有实施整容或变性手术，但是公安机关始终没有将其抓获归案，同样不能认定为“逃避侦查”。

　　

　　任素贤

　　金山区法院副院长

　　我们在2020年的一次研讨会上，对逃避侦查和审判的表现形式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逃避侦查或者审判”应限于积极的、明显的致使侦查、审判活动无法进行的逃避行为，如逃跑、藏匿、改名换姓等，或积极地实施串供等妨碍刑事诉讼的行为；另一种观点认为，只要犯罪后未投案或到案后未如实供述，即可认定为逃避侦查或审判行为。我认为，从文义来看，“逃避”这个词不能看成“逃”是“逃跑”，“避”是“躲避”，它虽然是双意词，但实则具有积极的含义，正常工作、经商一般社会观念上不会认为是逃避行为。从期待可能性角度出发，也不能对行为人行为作过高的义务要求。正常外出工作、经商，没有隐姓埋名、隐瞒新居所，消极不到案，属于消极行为；而帮助伪造、毁灭证据，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等干扰侦查行为，是否具有积极的性质，是需要考量的因素。同时，如果积极行为、消极行为均认定为“逃避侦查”，会导致法律规定虚置。

　　

　　王立华

　　上海市检察院检察官

　　我对“逃避侦查”的认定也持审慎态度。“逃避”不能等同于逃跑、更不能等同于逃离作案现场、案发地，即使考虑20年前的社会治理水平和侦查水平，也不能把作案后包括立案侦查后的逃离作案地的行为认定为“逃避侦查”，否则就是把不自首等同于逃避侦查，会在一定程度上虚置追诉时效，让时效制度失去应有的意义。对于妨害作证、毁灭证据等行为，如果在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嫌疑人仍实施了毁尸灭迹、串供等行为的，个人认为这和隐姓埋名、改名换姓可以做同质评价，可以认定为“逃避侦查”。

　　

　　吴宏耀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关于“逃避侦查”的解释，首先需要明确两点：第一，关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的解释不能过于宽泛，不能让原本属于例外的法律规则冲抵“已过追诉期限不再追诉”的一般原则。第二，“逃避侦查”应当限定在犯罪人的作为行为，而不应该包括不作为行为。

　　

　　具体而言，“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行为应当具备两个要件：第一，犯罪嫌疑人已经依法成为侦查或审判的对象，从而在法律上形成了“追诉与被追诉的法律关系”。第二，犯罪嫌疑人有针对性地实施对抗侦查或审判的积极行为。例如，通过行贿受贿等不正当手段，影响国家专门机关工作人员办案；通过串供或者干扰、威胁证人，杀人灭口、贿买证人、鉴定人或者栽赃陷害他人等手段，积极阻挠侦查；等等。消极的不配合行为，不应视为法律上的“逃避行为”。因此，“逃避侦查或者审判”不应该包含单纯的不配合行为。例如，在讯问时，拒不如实陈述；明知道侦查机关在调查案件，拒不投案自首等等。

　　

　　

四、“不受追诉期限限制”仅源于本罪还是受他罪影响

　　本期召集人曹化

　　闵行区检察院副检察长

　　有一起案例，犯罪嫌疑人徐某某于1999年伙同他人共同入户抢劫，并致一人死亡，根据《刑法》第263条之规定，涉嫌抢劫罪，法定最高刑为死刑。徐某某还于1998年伙同他人犯寻衅滋事罪，被立案侦查并被网上追逃。对于本案的处理，一种意见认为，徐某某涉嫌抢劫罪并致一人死亡，虽已超过二十年的追诉期限，但社会危害性和影响依旧存在，不追诉会造成严重后果，应层报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另一种意见认为，徐某某犯寻衅滋事罪被立案侦查并被网上追逃，之后又实施本案犯罪，因此不应受追诉时效限制，可直接对本案提起公诉，无需报请核准追诉。

　　

　　犯罪嫌疑人犯本罪超过20年，此前犯他罪被立案侦查并被网上追逃，其“不受追诉期限限制”的效力是否及于本罪?

　　

　　谢燕刚

　　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副总队长

　　我国刑法规定了两种追诉时效延长的情况：《刑法》第88条第1款规定：“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刑法》第88条第2款规定：“被害人在追诉期限内提出控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

　　

　　上述两种情况虽然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但其后的犯罪行为仍然受追诉期限的限制。所以，案例中，徐某某在1999年犯抢劫罪后未实施积极逃避侦查的行为，不适用追诉期限延长，如果要追诉其刑事责任，应当层报最高检核准追诉。所以，我同意第一种观点，同时认为，犯他罪“不受追诉期限限制”的效力不及于本罪。

　　

　　吴宏耀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追诉时效问题，本质上是国家刑罚权的时间效力问题。针对不同的犯罪行为，应当分别考量其追诉时效问题。《刑法》第89条规定：“在追诉期限以内又犯罪的，前罪追诉的期限从犯后罪之日起计算。”据此，实施新罪，会导致前罪重新计算追诉期限；至于后罪的追诉期限，则依然应当按照该条第一款规定，“追诉期限从犯罪之日起计算”。

　　

　　陈子龙

　　上海市检察院检察官

　　上海市法学会诉讼法研究会理事

　　我也认为之前犯罪的追诉时效不会影响之后犯罪的追诉时效。追诉时效强调的是事与人的对应关系。本案例中，嫌疑人犯寻衅滋事罪被立案侦查并被网上追逃，不受追诉时效限制，与抢劫杀人没有对应关系。两个是分别的罪，互相独立。不仅不同案件的追诉时效互不影响，即便是同一个案件，两个同案犯已到案，另一个同案犯未发现，这个当时未发现、现在新发现的同案犯也应当受追诉期限的限制。所以本案中对徐某某抢劫罪追诉，还是应该层报核准的。

　　

　　王立华

　　上海市检察院检察官

　　我也同意第一种意见。根据刑法规定，无限期追诉的适用对象都是本罪，前罪不产生阻断后罪追诉时效的作用；新罪对前罪的时效影响仅限于前罪的时效重新起算的问题。但有一个问题值得思考，就是对轻罪的无限期追诉问题。前罪寻衅滋事的追诉期限通常是五年，但如果嫌疑人有逃避侦查的行为即使经过二十年、三十年都还可以追诉，有无这个必要倒是值得探讨。

　　

　　本期召集人曹化

　　闵行区检察院副检察长

　　今天我们围绕“延长追诉期限相关疑难问题的司法认定”这一主题，对延长追诉期限的几个关键词，从“立案”、“采取强制措施”、“逃避侦查”展开研讨。准确合理适用刑事追诉时效制度不仅有利于有效惩治犯罪，也能保护犯罪人的合法权益，从而实现公平、正义、效率、秩序等多种法律目的。感谢各位专家嘉宾提出的真知灼见，有助于刑事追诉时效制度的完善和实践发展。

　　文稿整理：闵行区检察院 王秀梅 俞闺红

　　 奉贤区检察院 瞿阳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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