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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初期鼓励“创”的劲头

　　

　　开业初期的悦宾饭店。

　　从1978年开始，发端于农村的改革逐渐纵深推向城市，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满了神州大地，新的理念逐步形成，并渐渐被人们所接受。

　　全国第一张个体户工商业营业执照的诞生

　　1979年，温州，19岁的章华妹没能端上“铁饭碗”。她是家中第七个孩子，上有五个哥哥一个姐姐。14岁那年，母亲重病住院，她中断了学业去照顾。父母退休后，岗位又被哥哥们接班了。章华妹被迫在家待业，却并不消沉。她开始在家门口摆摊卖纽扣、针线、表带等零碎小商品。这件事最初是章华妹爸爸的提议。解放前，她的爸爸做过布匹生意，他一早就看出来这个小女儿身上有种“生意人”的天赋：聪明机灵、健谈随和。

　　选择在门口摆摊，则是一种策略。当时，章华妹的行为被叫作“投机倒把”。各地都设有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在温州，穿着制服的稽查队员也时不时地巡逻一下。“打办”的人一来，哨声一响，摆摊的小商贩们就得跑，章华妹也立刻收摊躲回家，以免被抓住处理。

　　靠着小买卖，章华妹赚钱并不比在工厂工作的哥哥少，对于这个九口之家有着重要的补贴意义，她对自己说：“人家上班赚钱，我也是赚钱啊！想开就好了。”但终究有些抬不起头来。摆摊的时候，遇到昔日同学，她低头，对方撇过头，大家都假装没看见。

　　在当时的温州，像章华妹这样的商贩有2000多个。集体经济之外，一股新生力量正从夹缝中悄然生长，迸发出旺盛的生命力，准备迎接时代的浪潮。

　　1979年2月，一份党中央国务院批转的报告中提出：“各地可根据市场需要，在取得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同意后，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者个体劳动。”

　　1979年末，刚成立的温州鼓楼工商所的工作人员找到章华妹，说现在对做生意放开了，可以去领营业执照，还说领了就可以大大方方地做。

　　听说做生意放开了，章华妹既高兴又矛盾。她像其他小商贩一样存在疑虑，既渴望得到光明正大的身份，又对政策将信将疑，充满不确定感。但在跟父亲商量后，她很快做出决定，填好申请表格送到了工商局。

　　1980年12月11日下午，章华妹在朋友的照相馆中拍了证件照，再次走进温州市工商局，用毛笔填写了相关资料，从温州市工商局副局长陈寿铸手中领取了个体工商营业执照。这张执照编号为“10101号”，是全国第一张个体户工商业营业执照。

　　北京首家个体餐馆开业

　　1980年，刘桂仙与郭培基开办悦宾饭店，拿到编号为001的北京首家个体餐饮工商执照。此前郭是国营单位厨师，每月收入30多元；刘是临时工，被派到叶剑英家当保姆。两口子生养5个孩子，工资捉襟见肘。

　　1979年，邓小平指出，要多搞赚钱的东西，可以开饭店、小卖部、酒吧间。允许自谋职业成为解决就业压力的方式之一。一次，叶帅夫人曾宪植从英国访问回国，吃饭时感慨说，国外挂中国餐馆招牌的馆子味道都不如小刘做的好，建议她在京开一个，定受欢迎。两口子没敢往这方面想，直到后来曾宪植又催才开始写申请。时任东城区工商局副局长的靳云平回忆：“别人问问没结果就回去了，她（指刘桂仙）那月每天都来工商局问执照，有耐性有决心。我们领导班子就是想搞个试点试一试，一合计都同意给她特批。”就这样，刘桂仙拿到了京城首家个体餐饮营业执照，饭店合法开业。

　　两口子动手忙活起来：从单位借来砖头木材搭建厨房，到皇城根买来4张旧桌子15把旧椅子，找了个烤白薯的旧桶改装成灶。开火试灶那天，刘桂仙拿家中仅剩的34元买了4只鸭子，做了几道菜先让街坊邻居尝尝手艺。待郭培基中午下班，胡同里密匝匝挤满了人，队排了到胡同口五四大街上。四桌两灶一门面的悦宾饭店的开张，被美国合众社记者写进报道里：美味的食品和私人工商业正在狭窄的小胡同里恢复元气。

　　开张头天两口子赚了38元，顶得上那时工人一个月工资。店里4张桌子一天只能接待十四五个顾客。来吃饭得排号，最末的要排到60多天后才能吃上。但名气大了，各种非议也都来了。直到1981年大年初一，姚依林、陈慕华副总理来拜年，并说不用怕，还建议弄些下酒的凉菜，既满足顾客的不同需求又可以多赚钱，两口子的心才踏实。

　　1981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发布，明确承认“个体劳动者，是我国社会主义劳动者”。有了这政策，个体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京城个体餐馆如雨后春笋般多了起来。

　　鼓励独创精神

　　1983年秋天，如何振奋全国人心，唤起改革的热情，让舆论重心再次回到发展的主轴上，需要一个敢干的人作为典型来加热，而步鑫生正好符合这个条件。一个濒临倒闭的企业在步鑫生的领导下，扭亏为盈，但他的一些独特做法引起了争议。

　　1981年，他在厂里提出了“上不封顶，下不保底”的奖金制度，将做得不好的工人予以辞退，彻底打破了国营企业工人“铁饭碗”的传统。他还做了很多当时的人们所“不能理解的事情”：1981年就给厂里设计了厂徽、厂服和厂歌，而且四处给自己的产品打广告；1982年，上海人民广场周边只有4个广告牌，其中就有海盐衬衫总厂生产的“三毛”儿童衬衣广告。他还在上海火车站的铁路沿线刷广告，用小汽车接送前来订货的客户，而当时，连海盐整个县委都只有一辆北京吉普。

　　这些做法为步鑫生招来了很多非议。当时很多人都找到浙江省委告状，要求处理步鑫生。新华社记者将报道步鑫生的稿子写成内参，将对其好的坏的评价都写了上去。1983年11月初，胡耀邦在稿子上作了批示，稿子公开发表。批示是：“对于那些对工作松松垮垮，长期安于当外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企业领导干部来讲，步鑫生的经验应当是一剂治病的良药，使他们从中受到教益。”11月16日，《一个具有独创精神的厂长——记步鑫生》出现在了中国各个党报的版面上。此报道并未立即让步鑫生大红大紫，反而引起了一系列争论。很快，《工人日报》浙江分社的一篇《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独创精神》的内参再次送达胡耀邦案头，里面列举了步鑫生“刚愎自用、独断专行以及收买记者”等14种行为。胡耀邦指示浙江省委进行调查。1984年，浙江省委联合调查组进驻海盐，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步鑫生虽有缺陷但改革的事情并没错。随后，中央指示全国推广步鑫生的精神。2月26日，新华社播发了浙江省委支持步鑫生改革创新精神的报道，并配发“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办公室”的长篇按语，肯定其改革创新精神。次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题为《浙江省委充分肯定步鑫生的改革创新精神 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指出要积极支持敢于改革创新的干部》的报道。

　　（编者综合自《党史文汇》《博客天下》 张勋祥 李春发等/文）

　　责任编辑：魏捷

原文链接：http://www.sx-dj.gov.cn/a/dscq/20221212/8068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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