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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书信里的情怀与风范

　　

　　毛泽东在书写。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成为国家最高领导人，湖南老家致信毛泽东的亲朋故旧一时间多了起来，有表示祝贺的，有畅叙旧谊的，有反映情况的。还有些人想要沾毛泽东的光，在“朝内”谋个一官半职；想进京到“金銮殿”里风光风光；有的人甚至仗着是毛家亲戚，在家乡翘起了尾巴。毛泽东特别念旧情、念亲情、念友情，百忙之中亲笔写了不少回信，既有温情，又讲原则，体现出深厚情怀和崇高风范。

　　写信简洁明了，深刻厚重

　　毛泽东写的信件或者回信非常简短，但很郑重，称呼、问候语、正文、祝福语、署名、日期，一应俱全，十分规范。称呼都很亲切，充满感情。比如，他称湘潭农民郭士逵为“士逵先生”；称族侄毛照秋为“照秋贤侄”；称韶山乡竹鸡村的谭天佑为“天佑兄”；称表兄文运昌为“运昌仁兄如晤”。毛泽东十分繁忙，回信中常常出现“迟复为歉”这样的话语。他更难每信必复，只好变通，代之以“请你替我问候乡里的同志们”。有时甚至在信中夹带信件，比如，他在给房侄毛远悌的信中，就夹带了一封给房侄毛远翔的信“请转交”；他在给房兄和塾师毛宇居的信中说“另纸请交邹普勋为祷”。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无数先烈为着人民的解放抛头颅、洒热血。毛泽东在书信中谈及往事时，既有感伤更有崇敬。他致表兄文运昌信中说：“泽民泽覃均已殉难，知注并闻”；致烈士谭天民的胞兄谭天佑信中说：“天民同志为革命事业牺牲生命，深为悼念”；致族叔、毛爱堂烈士的弟弟毛爱桂，称“这是为国牺牲，是光荣的”；致蒋梯空烈士之兄蒋浩然说：“尊府参加革命工作者甚多，令弟为国牺牲，极为光荣”；致信塾师李漱清说：“李耿侯、李贡侯（李漱清之子）、李德深（李耿侯长子）三人为革命牺牲，均应发给光荣纪念证件，请持此往湘潭县府洽办为荷。”毛泽东认为对烈士亲属要给予照顾，但同时也要求亲属要顾大局、识大体，比如，在致杨开慧的二舅父向明卿的信中，对其侄子向钧烈士表达敬意，但又说：“惟抚恤一事，须统一行之，不能只顾少数，如省委未能即办，先生亦宜予以体谅。”

　　书信情真意切，关爱之情溢于言表

　　毛泽东长期在外，远离故土，但十分关注家乡变化，牵挂亲朋故旧境遇。他致郭士逵信中说：“先生处境困难，深为系念。”他询问塾师邹春培之子邹普勋：“你家里人口多少，生活困难至何种程度，你自己还能劳动否，便时尚望告我。”他对族侄毛照秋说：“你父亲旭梅健在，甚慰。请你代我致问候之意。”他询问表兄文涧泉：“唐家圫现在尚有多少人，有饭吃否？十哥、十七哥还在否，便时请你告我。”他对族叔毛逸民说：“感谢你详细地将乡里情形告诉我。”“可以常常来信，告我以乡中情形。”遇到亲朋故旧生活窘迫时，毛泽东会及时给予接济，对房兄、塾师毛宇居十分敬重和信任，常委托他帮助办理一些乡里之事。毛泽东给毛宇居的信中说：“乡间情形，尚望随时示知。邹普勋（亨二）如十分困难，病情又重时，如兄手中宽裕时，请酌为接济若干，容后由弟归还。”

　　旧中国一穷二白，新中国百业待兴。老百姓的生活还很艰难，毛泽东尽量给予帮助，但同时更希望亲朋好友依靠集体，积极生产，攻坚克难。他给韶山韶新村人邹庚鹏的信中说：“乡里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大家努力生产，会慢慢好起来的。”他给族侄毛照秋的信中说：“家中困难，应在土地改革后在生产中去陆续解决。”他致族叔毛逸民信中说：“乡里贫苦人民生活困难，烈士家属更加困难，暂时只好忍耐一点，待土地改革后就可能好一些了，那时人民政府也可能给人民以一些帮助，例如贷款等，人民就可以逐步改善自己的生活。”他期望远房叔父毛桂昌：“你家生活，应在土地改革中听候当地人民政府酌量分配土地，从努力生产中求得解决。”

　　毛泽东收到的来信中，有一些是反映地方工作部门工作情况的。他曾对秘书说：“可以作为材料收集起来，当作参考，但不要往下传，不直接处理，免得下面无法工作。”他致信姑父的侄儿贺晓秋：“所说各项工作缺点，应当改正。如有所见，尚望随时告我。”他致信毛泽覃原配赵先桂的堂兄赵浦珠：“乡间减租土改等事，弟因不悉具体情形，未便直接参与，请予当地人民政府诸同志妥为接洽，期得持平解决。”他对表兄文南松说：“你说乡里缺粮，政府不发，不知现在怎么样？还是缺粮吗？政府一点办法也没想吗？来信时请详为告我。”

　　回信儒雅得体，把握分寸

　　老家来信中，要求安排工作或者来北京的诉求最多。毛泽东一再予以推辞，勉励他们安心本地工作或依靠当地部门合理解决，尽量不要跑北京。毛泽东对郭士逵说：“工作问题，仍以就近设法等候机会为宜，不宜远出省外，徒劳往返”；对远房叔父毛贻华说：“工作事尚望就近设法解决，我现在难于为助，尚祈鉴谅”；对表兄文涧泉说：“文凯先生宜在湖南就近解决工作问题，不宜远游，弟亦未便直接为他作介，尚乞谅之”；对表兄文南松说：“运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荐，宜由他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现，取得信任，便有机会参加工作”；对房侄毛远翔：“你应在湖南设法求得工作，不要来北京，这里人浮于事，不好安置”；对原配罗氏的堂兄罗石泉说：“在地方上做些有益于人民的工作较为适宜，不必来京”；对私塾同学郭梓材说：“北京人浮于事，吾兄工作问题，还以就当地熟悉吾兄情况的人筹谋解决，较为适宜。愚见如此，尚祈斟酌”；对韶山乡朝阳村人郭耿光说：“工作问题，以就近和熟悉先生之人筹商解决，较为适宜”；对烈士梁泽南之女、毛泽建养女陈国生说：“望你在湖南设法求得工作，不要来北京。”

　　人总有三亲六故，毛泽东也不例外。毛泽东重感情，知恩图报，但十分注意把握分寸，从不拿原则做交易。毛泽东曾对秘书说：“我现在当大官了，如果翻脸不认人，人家就会说共产党无情无义，何况有些人过去还帮助过我，帮助过我们党呢。如果有求必应，那就成了国民党的样子了。我们共产党如果像蒋介石他们一样搞裙带关系，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久而久之，就会脱离群众，就会垮台。”毛泽东的回信语气平和，语言朴实，道理朴素，没有居高临下的口吻，也没有空洞无物的说教。毛泽东的做法貌似不近人情，却彰显了一代伟人对故乡亲朋的拳拳之心。

　　（摘编自8月10日中国农网 汪建新/文）

　　责任编辑：魏捷

原文链接：http://www.sx-dj.gov.cn/a/dscq/20220830/7386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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