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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以治官，宽以养民

　　

　　□传统法“严以治官”，不是为“治官”而“治官”，也不是单纯为了统治者的“家天下”而“治官”，而是为了天下百姓而“治官”。“治官”至此才有了充分的理由。到明末清初，王夫之精研历代治道和治术，概括出“严以治官，宽以养民”一语，将法家的“治官”说内化到儒家的“养民”说中，赋予了“治官”说崇高的目标和价值追求。

　　□“宽以养民”，是指统治者和各级官员要将“民”视为“养”而非“治”的对象；而且不是一般的“养”，乃是“养”之以“宽”。“宽以养民”原则在立法和司法层面亦有很突出的体现。

　　我国具有悠久的优秀传统文化，其中法律文化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法是先贤为治理国家服务的举措之一，治理国家有其“道”，故传统法必有一以贯之的“宗旨”。那么，“宗旨”到底为何？

　　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先生苦心孤诣，撰写大量论著，力图阐述古圣先贤一脉相承的文化火种。先生晚年，思想达于炉火纯青之境，写出了《读通鉴论》和《宋论》这两部史学评论经典。他的史论，并不单纯就史论史，更是要借史论道、明道。在《读通鉴论》中，他概括出“严以治吏，宽以养民”一语，将中国法制宗旨一语道破。在这里，吏指的就是官。所以，这宗旨实际上便是“严以治官，宽以养民”。

　　传统法为何“严以治官”

　　传统中国法律文化主要是由先秦儒、法两家所型塑，二者区别何在？按照中国政治思想史大家萧公权先生的归纳——儒家重民，法家尊君。在春秋战国时代，重民的儒家被当政的诸侯国君视为迂腐而不切于实用。到战国中晚期，法家逐渐得势。法家人物基本上以国君谋士、策士身份来著书立说，目的是给时君世主设计出一套足以“立功”的办法，即以法、术、势三者相结合，驱使臣民尽力于耕战，从而国富兵强，无敌于天下。其中，韩非子献策建言：“人主者，守法责成以立功者也。闻有吏虽乱而有独善之民，不闻有乱民而有独治之吏，故明主治吏不治民。”这就是传统法“严以治官”的思想来源。

　　在封邦建国、贵族世袭的西周和春秋时代，依靠血统解决了国家治理权问题。因为那是一个“血而优则仕”的时代，贵族永远是贵族，不管你是不是贤能、贤才。但是，进入战国以后，井田废、阡陌开，土地私有，激发了人们对财富的贪欲；与之而来的争战，使各诸侯国君经常处于亡国丧身的危机之中，以血缘“封土而治”“分地而食”的分封制由此走到了历史尽头，中央集权、广设郡县的体制应运而生。在国家权力集中于国君后，面对地域辽阔、郡县众多的天下，国君靠一己之力无法治理。于是，接受国君的委任而去管理天下的郡守、县令等官僚，最终取代血缘贵族。

　　尽管韩非子提出了治官的思想命题，但他过于侧重用术，缺乏一套比较完整的制度设计。当然，建立一个完整的依法治官的制度体系，确实需要长时间的历史经验累积。汉初统治者吸取秦始皇的教训，推崇无为而治，慢慢积累经验，终于在武帝时把运作中央集权制大帝国的“软件”大体设计出来。这个“软件”就是外儒内法。韩非的“明主治官”思想经过七八百年的摸索，逐步制度化、规范化，到唐代才算基本成熟。

　　尽管自秦用法家二世而亡，法家也落得个刻薄寡恩的恶名，却又因其的确符合国君的要求且有立竿见影之效而仍备受关注。据《资治通鉴》记载，晋元帝司马睿即将《韩非子》一书赐给太子，也就是后来的晋明帝司马绍。《宋史·孙永传》提到，宋神宗赵顼为颍王时，将自己新抄录的《韩非子》交给僚属校订，孙永指出该书不合儒家经义，不应如此上心，赵顼委婉回答：“广藏书之数耳，非所好也。”这些史料都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在帝制中国，法乃是帝王“严以治官”的重要工具。

　　传统法如何“严以治官”

　　纵览传统法史，自汉以来“严以治官”主要是通过对加强立法和司法来实施的。

　　在立法上，历代法典设置了相当多的关于治理官员的条款，其内容涵盖官位的设置、官员的培养和教育、官员的选拔、官员的职责、违背职责的处分和官员的监察等方方面面。以《唐律》为例，总计502条，直接规定治官的达274条，占总数54.6%；其他的条文，除了一些纯技术或程式方面外，其他的规范对象多是“民”，或者是包括“官”在内的所有民众。即便是这些重在规范“民”的条文，也需要“官”的作为才有实现的可能。宋、明、清三朝律典皆本《唐律》，到清代，除《大清律例》之外，还有大量的则例、会典、单行法规、地方法规等。这些卷帙浩繁的成文规条，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就是强化对各级官员的管理。故而，“严以治官”一直是传统中国立法的首要关切所在。

　　在司法方面，除了轻微的自理案件之外，历代都要求各级官员断案在“法有正条”的情况下进行；“断罪”需严格“引律令”，若遇疑难案件而无成文法条可引时，则需遵守轻重相举或比附相近的条文来拟出断案意见，供上司衙门采择，否则即要承担“出入人罪”之处罚。到明清时期，比附援引是否有效，还须由皇帝来最终决定。

　　以“宽以养民”证成“严以治官”的正当性

　　韩非的“严以治官”说，以实效见长，故在帝制时期，被多数统治者奉为圭臬；其短则是流于极端功利，将民众完全视为被治理对象，故注定它最多能收效于一时，而非长久之计。

　　秦汉统一后，随着治理经验的累积，终于确立了以外儒内法为核心思想依据的治道。早在西周，就出现了“民本思想”。所谓“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因儒家重民，统治者要巩固自己的地位，也必须关注百姓之利益，倾听百姓之呼声。传统法“严以治官”，不是为“治官”而“治官”，也不是单纯为了统治者的“家天下”而“治官”，而是为了天下百姓而“治官”。“治官”至此才有了充分的理由。到明末清初，王夫之精研历代治道和治术，概括出“严以治吏，宽以养民”一语，将法家的“治官”说内化到儒家的“养民”说中，赋予了“治官”说崇高的目标和价值追求。

　　“宽以养民”，是指统治者和各级官员要将“民”视为“养”而非“治”的对象；而且不是一般的“养”，乃是“养”之以“宽”。“宽以养民”原则在立法和司法层面亦有很突出的体现。其著者，如在立法上，以均田均赋役为主要内容的打击地方豪强之举措；逐步废除酷刑，改变重刑倾向，彰显罪刑相适应原则；将儒家伦理纲常逐步法制化。在司法上，倡导对细故案件的灵活审理，注重家族乡党内部的调解息讼等。

　　传统中国儒家既重“经”（原则性），更重“权”（灵活性），主张在实际中必须经权结合。《四书》之最深奥者《中庸》，主要是讲君子如何“时中”，即如何拿捏分寸以固守大本达道。王夫之提示我们：“严以治吏，宽以养民”是“经”，在具体施行中更要讲“权”，拿捏好治官与养民之间的分寸，即治官服务于养民，治官本身不是目的。

　　以“严以治官，宽以养民”为宗旨的传统法，在其数量浩瀚的条文背后实有历代先贤的苦心孤诣和法律实践经验，即便时至今日，其价值仍旧不可磨灭。

　　（作者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大学近代法研究所所长）

原文链接：https://www.spp.gov.cn/spp/llyj/202208/t20220802_56971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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