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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岁的小男孩阳阳出生在一个有些特殊的家庭，父母两人因种种原因没有登记结婚，并最终分手了。阳阳从小和妈妈、外婆、外公一起生活。

　　与同龄的孩子相比，阳阳异乎寻常的安静。他古怪的个性最终在3岁时找到了原因，阳阳患了自闭症。更让人唏嘘的是，2年前，阳阳的母亲因为套路贷而获刑11年，照顾阳阳的重担落在已过古稀之年的外公外婆身上。

　　今年因为疫情，阳阳一家也被封控隔离了数月。疫情给阳阳一家带来的不仅是物资上的紧张，封闭的生活也让阳阳的病情进一步恶化。而阳阳的父亲担心两位老人年事已高，无法照顾身患重病的儿子，遂向法院提出了变更抚养权的诉讼。

　　为了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充分发挥检察监督职能，浦东新区检察院“紫丁香”未检团队着手办理这起涉未成年人民事保护案例。

　　“抚养权的归属对于阳阳今后的生活至关重要，若阳阳的父亲将儿子带到境外治疗，母亲的探视权如何履行都要考虑周全。”黄金洪告诉记者，目前检察院已经委托专业机构对阳阳的现有家庭进行社会调查，“下一步我们会对阳阳的病情进行评估，也会和阳阳的外婆外公以及在监狱服刑的妈妈进行交流，了解他们的真实意愿，从孩子未来发展角度进行评估，如果变更抚养权，更有利于阳阳，我们会对此案支持起诉。

　　记者了解到，此案也是“合作协议”签署后，民政局移送给检察机关的首个涉未成年人民事保护案例。

　　“即使在艰难的抗疫时刻，对未成年人给予特殊优先保护的原则仍然贯穿于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始终。”在疫情防控期间，浦东新区检察院、浦东新区民政局、浦东新区教育局针对特殊时期未成年人综合保护有了多次生动实践。

　　5月29日，检察机关、教育部门、民政部门通过“合作协议”的形式将机制固定了下来，并延续到复学复课阶段，在未成年人综合保护工作中继续发挥指引作用。

　　“未成年人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六大保护’融为一体、协同发力。”最高检提出“1+5>6=实”的理念，而“合作协议”最核心的要义便是以司法保护、政府保护、学校保护形成一个稳固的“三角”，通过检察履职推动疫情期间未成年人综合保护落实落地。

　　——检察机关以法治副校长为抓手，依托网络平台，在疫情期间切实履行法治教育、学生权益保护、畅通未成年人维权渠道、犯罪预防等职能；通过云办案等方式对涉罪未成年人开展认罪认罚、观护帮教、监督考察等工作，对监护不当的家长开展家庭教育指导等工作，保障疫情期间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民政部门指导各街镇为因疫情导致临时监护缺失的未成年人第一时间确定合适的照料人，对于无法在家中实现照料的，协调落实临时照料场所，落实专人陪护，确保有效的临时监护。

　　——教育部门督促学校在网课教学期间对临时监护缺失的未成年人加强学业指导，帮助合理安排学习时间，保障学习正常进行，对有学习困难的学生提供帮助，给予特殊关爱和优先保护。

　　“合作协议”还特别提到了需要高度关注未成年人群体可能出现的“疫后综合征”问题。重点关注中高考考生、有感染和密接隔离经历、产生厌学情绪等未成年人群体的心理健康，充分发挥心理咨询师、社会工作者等专业队伍的力量，为有需求的未成年人提供心理服务。

　　

　　

　　检察官们讨论案件办理

　　

　　

　　检察建议保障未成年人临时监护权益

　　

　　疫情期间对未成年人的综合保护是从一份名单开始的。

　　“父母是防疫工作者，在一线防疫无法回家。”

　　“父母是医护人员，不在家，至少还要维持15天……”

　　“同住家人确诊，已转运方舱治疗，学生一人在家。”

　　4月5日，浦东新区各个街镇未保办拿到了一份疫情期间失（缺）管未成年人名单，而后迅速动作，安排专人对接，保障这些未成年人得到有效的临时监护。

　　浦东新区检察院与区民政局、教育局共同建起疫情期间监护缺失未成年人关爱机制，在疫情防控背景下充当起孩子们“临时监护人”的角色。

　　这份名单源于浦东新区检察院制发的一封检察建议书。疫情期间，部分未成年人监护人因疫情防控的需要而无法履行监护职责，这个情况引起浦东新区检察院第八检察部检察官的关注。检察官主动向相关部门了解情况，建议对辖区内未成年人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因疫情封控管理需要（被感染转运治疗或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导致无法履行监护职责的情况进行排查梳理。当时，基层一线力量全部投入抗疫，完全依靠街道居委收集信息并不是最及时有效的办法。那么怎样才能迅速又精准地掌握失（缺）管未成年人的情况呢？

　　浦东新区检察院迅速制发了检察建议，建议教育部门通过网课教学的机会了解学生是否存在监护缺失的情况，再反馈给民政部门去落实他们的基本生活保障问题。教育部门积极回应、立刻行动。仅24小时，一份疫情期间失（缺）管未成年人名单就送到了检察官手中。紧接着，民政部门接过“接力棒”，根据名单，安排专人第一时间与失（缺）管儿童及其监护人进行一对一对接，将他们纳入社区重点关怀对象，密切关注他们的情况，及时回应需求、解决问题，确保他们处于有效的临时监护之下，保障他们在疫情期间的基本生活。

　　家住某街道的小谷，父母因确诊被转运治疗，家中只留上初三的小谷一人。在居委前期排摸过程中，小谷表示家中物资储存充足，生活学习可以自理，暂时不需要帮助。然而时间久了，家中粮食渐渐消耗，没有生活经验的小谷因未能及时补足物资而有些焦急。老师上网课时发现这一情况后迅速反映，通过疫情期间监护缺失未成年人关爱机制，居委很快了解到小谷的困境，为其补上物资，另安排志愿者每日为其准备盒饭。

　　疫情之下，如小谷一样因为特殊情况而无人照料的未成年人，在检察、民政、教育三方合力之下，又重新回到了“正常监护”中。

　　在保障了未成年人的基本生活物资充足、基本学习生活无障碍之后，浦东新区检察院还向区民政局、教育局建议，高度关注处于临时监护状态下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情况和特殊需要，及时提供心理疏导和教学指导等帮助，确保全方位的关爱保护一直“在线”。

　　

　　方舱里的学生也有了小课桌

　　

　　方舱网课背后的“紫丁香”

　　疫情之下，上海“静”下来，有些身影却为了孩子们迅速“动”了起来，在疫情防控下勾勒出一抹温情底色。

　　无症状感染者中有不少在校未成年人，在了解到方舱内学生“想要一张书桌”的诉求后，浦东新区检察院迅速行动，与区疫情防控办、教育局通力协作，保障学生安心上网课。

　　在浦东新区检察院的牵头下，上海市儿童福利基金会提出愿意捐赠一批小书桌给方舱；在沪一家供货商表示有足够仓储量；区教育局当即去排摸方舱内学生的具体数量；区疫情防控办“一路绿灯”，与检察院协商好对接和分配数量事宜；上海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免费安排两辆车和人员负责运输……23处方舱，700多个学生，最终都收到了小书桌。

　　与小书桌一样紧要的，是上网课必需的流量问题。浦东新区辖区范围大，方舱和隔离点数量多且分散在各地，单独设立wifi的实际可操作性并不强，检察官主动联系教育部门沟通商讨。经过不懈努力，终于从运营商那里传来好消息，他们愿意为方舱的学生们免费提供上网课专用的手机流量包，免去学生们线上网课之忧。流量包开通生效后，数百名学生终于在方舱内安心上起了网课。

　　“《未成年人保护法》中提及的‘应当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中有一条就是‘给予未成年人特殊、优先保护’。”在黄金洪看来，检察履职应当贯穿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全过程，在构建未成年人保护大格局中肩负重要使命。“爱心小课桌、免费流量包、涉疫未成年人关爱机制，都是疫情下未成年人保护社会化大格局中的一个缩影。”在检察机关牵头下，相关职能部门之间形成了保护未成年人的常态机制，未成年人的需求才能被更快看见，更多的社会力量也可以迅速注入，形成保护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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