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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长征为什么能够取得胜利

　　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中国共产党鲜明的政治品格。长征途中，正因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与“左”倾教条主义者李德、博古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才争取了对中国革命前途具有决定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的召开，在组织上军事上终结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长征途中，正因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大智大勇，奇谋迭出，才使中央红军跳出国民党几十万重兵的包围，从而使红军长征更具传奇的英雄史诗色彩；长征途中，正因为中国共产党人与张国焘分裂主义进行有原则又有策略的斗争，才避免了党的分裂与红军内部的火并，从而维护了党和红军的统一，为红军长征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与“左”倾教条主义的斗争

　　有理有节

　　从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到长征初期，受“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排挤和打压，毛泽东失去了红军的指挥权，而生搬硬套苏俄经验的教条主义者李德、博古在长征途中，不顾形势与军情之变，固执地坚持要与湘西北的红二、六军团会合。蒋介石早已了解中央红军西进意图，在桂北湘江两岸集结30万重兵，布下一个大口袋阵，等着红军来“上套”。针对李德、博古的错误指挥，毛泽东、彭德怀提出，不要让敌人牵着自己的鼻子走，而是绕开敌之口袋阵，杀一个回马枪，回师湘南一带进行游击战争，再寻找机会发展壮大红军。但李德、博古根本听不进毛泽东、彭德怀的正确意见，仍然固执地坚持错误的行军路线。

　　李德、博古作为决策者另一个致命错误，就是将红军的行军来个甬道式大搬家──部队和机关不轻装也不精简，如蜗牛般爬行，一大批运载骡马驮着无数的辎重，数千副担子，加之人数众多的非战斗人员，各种坛坛罐罐都携带着，连笨重的制造机械也让人抬着。针对这种搬家式行军，毛泽东多次进言，部队要轻装前行，兵贵神速。但李德、博古对毛泽东的正确意见置之不理。

　　从红军长征出发到湘江战役前，毛泽东为纠正党内教条主义错误，进行了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张闻天、王稼祥原本与博古同为留苏同学，也是在中央苏区时期执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骨干成员，但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时与李德、博古发生意见分歧，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加深了张闻天、王稼祥与李德、博古的矛盾，他们也受到李德、博古的排挤，处于“闲置”状态。长征之初，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三人编在军委第一纵队所属的中央队，毛泽东充分利用这一机会，与张闻天、王稼祥坦诚交心，反复进行思想沟通，“王稼祥有时非常气愤地批评李德的错误军事指挥，张闻天多次谈论他与博古之间的争论，毛泽东则娴熟地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科学地分析了‘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的错误和危害，说明马列主义必须和中国革命战争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道理，阐述自己的主张”。经过耐心的思想工作，张闻天、王稼祥对李德、博古盲从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错误有了深刻的认识，他们转而坚定地支持毛泽东。

　　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折损过半，元气大伤，军心士气也低落到了极点，党和红军的命运面临着重大考验。毛泽东为摆脱危机，广泛深入部队，不断与朱德、刘伯承、彭德怀等高级干部交流，与中级干部谈话，同普通战士谈心，做思想工作。李德、博古对自身的错误不仅不醒悟，仍然坚持带领红军去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针对李德、博古的教条主义错误，毛泽东与他们进行了有理有节的斗争。他利用自己政治局委员的身份，而且已争取到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支持的有利条件，以召开政治局会议的形式与李德、博古进行合理合法的斗争。从通道转兵，到黎平会议，再到猴场会议，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日益得到中央大部分领导人的支持。这一系列会议，为遵义会议实现伟大转折，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思想、组织基础。

　　1935年1月，迎来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的召开，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始终起着引领方向的重要作用。会议的重要内容是批判“左”倾教条主义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及危害。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他的发言成为遵义会议最重要发言，也为遵义会议奠定了主基调。张闻天所作的“反报告”也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集体创作且以毛泽东的思想为主导的。与会的20人除了博古、李德、凯丰三人拒不接受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外，其他人都支持毛泽东的主张，这是党的军事路线的一个重大转变，标志着“左”倾教条主义在军事上组织上的终结。

　　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为党和红军转危为安、从挫折失败走向胜利奠定了基础，在中国革命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中国革命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

　　与敌人的军事斗争

　　大智大勇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重新获得了红军指挥权，他一改以前红军处处被动挨打、被敌人牵着鼻子走的窘境，变战略被动为主动，以机动灵活的战术，忽东忽西、神出鬼没地穿插于国民党重兵之间，使敌人疲于奔命，充分显示了毛泽东高妙的军事指挥艺术。

　　四渡赤水，充分体现了毛泽东与敌军事斗争的大智大勇。就在遵义会议召开期间，蒋介石便集结40万大军，欲图将仅有3.5万的中央红军聚歼于乌江西北地区。毛泽东不与敌纠缠，指挥红军渡赤水河西进，1935年1月29日，中央红军3万多人安全一渡赤水河；正当中央红军试图从川南古蔺、叙永向长宁集中，从宜宾附近北渡长江时，却发现敌川军已扼住长江北岸，毛泽东与军委领导人果断决策，带领红军改变行军路线，摆脱川军，转移到川滇边的扎西地区，中央红军乘追敌川军潘文华部和滇军孙渡部不能及时到达、黔北守敌空虚之机，迅即掉头从二郎滩、太平渡再渡赤水河，攻克天险娄山关，再占遵义城，取得了遵义会议以来首次重大军事胜利，大大激发了红军斗志；蒋介石连遭毛泽东算计，急忙从汉口飞抵重庆督剿，亲自部署大军合围，企图在遵义、鸭溪这一狭小地区将中央红军逼入绝境，面对危局，毛泽东指挥若定，红军示形于西而实向东，大胆地穿插于国民党重兵之间，当敌西移之际，中央红军神出鬼没地从茅台镇附近三个渡口渡过赤水河，再占川南的古蔺、叙永地区。

　　正当中央红军进驻古蔺之际，蒋介石急调中央军、川滇黔各路大军向古蔺集结合围。就在蒋介石自信地认为红军如瓮中之鳖之时，毛泽东却指挥中央红军神不知、鬼不觉地掉头疾进，悄然四渡赤水河，秘密返回贵州，旋即南渡乌江，将国民党大军甩在赤水河之西，成功地跳出了蒋介石精心部署的50万大军组成的包围圈。

　　以假象惑敌、虚虚实实、声东击西，毛泽东对中国传统兵法的运用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当得知蒋介石正在贵阳坐镇指挥时，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造势攻贵阳之假象，成功地调动国民党各路大军心急火燎地赶往贵阳救驾，中央红军却从贵阳、龙里之间，迅速穿过湘黔公路南下，以每天60公里的速度向云南疾进。红军入滇后，为迷惑滇军，毛泽东再出奇谋，造进攻昆明之声势，当滇军余部回防昆明之际，滇北各地和金沙江南岸的防务便露出破绽，中央红军便从容渡过金沙江，安然入川，实现了自己的战略意图。

　　善于抓住全局关键问题，找到突破点，这是毛泽东在与敌斗争中善用辩证法智慧的集中体现。1935年5月下旬，蒋介石已发现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欲会师的意图，于是在川西及大渡河沿岸再设重兵防守，同时派部队尾击中央红军，试图凭大渡河天险，让“朱毛成为石达开第二”。虽然红军17名勇士于5月25日在安顺场强渡成功，但此处水急滩险，难以架设浮桥，而且部队只找着4条渡船，要使数万红军在几天之内安全渡河是极冒风险的。26日，赶至安顺场的毛泽东，在听取部队情况汇报后，经过分析，决定在大渡河上游距安顺场160公里的泸定桥渡河。于是，中央红军沿大渡河两岸夹河而上，经过快速行军，中央红军于29日抢占了泸定桥并攻克了泸定县城，至6月2日中央红军顺利渡过大渡河，使蒋介石让朱毛红军做“石达开第二”的美梦成为泡影。

　　果断出手，打蛇就要打七寸，显示出毛泽东在与敌斗争中的英雄血性。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主力长征到达陕北时，11月3日，原陕北的红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全军1万余人。不甘心失败的蒋介石，调集东北军5个师3万余人，试图将长途跋涉、来不及休整的红一方面军一举消灭。在此形势下，能否将敌人打狠打痛，灭敌人的威风，为红军万里长征画上圆满的句号，使红军牢牢地立足陕北，成为全局的关键。为此，毛泽东亲自部署指挥直罗镇战役，准备歼灭敌人一至两个师。这次战役在毛泽东精心指挥下，红军共歼灭东北军1个师又1个团，其他敌军闻风而逃。直罗镇战役彻底粉碎了敌人捣毁陕甘宁边区的图谋，为中共中央将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与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

　　有原则有让步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于四川懋功。当红四方面军首领张国焘看到中央红军衣衫不整，装备粗劣，且人数只有一万余人时，而自己拥兵八万之众。他便欲图凭借自身的条件优势，迫使中央作出让步，以谋夺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权。他置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的大好革命形势于不顾，拒绝接受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执意向西或向南发展，公然与党中央的战略决策相抗。张国焘以“中央政治路线出了问题，要求中央领导承担放弃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所有责任”为借口，以此为要挟改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进而达到夺取中国共产党最高权力的目的。

　　党中央对张国焘的图谋，进行了既有原则又有策略的斗争。始终坚持红军北上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不让步，但又讲究斗争的策略性，为争取他支持中央的北上方针，便适度满足张国焘对权力的欲望。在两河口会议上，党中央在批评张国焘南下川康的退却逃跑路线的同时，重申了北上川陕创建新的根据地的正确方针，为团结张国焘让其担任中革军委副主席之职。但张国焘对此仍不满足，7月，张国焘指使陈昌浩致电中央，提出改组中央军委和红军司令部，并由张国焘任军委主席的要求。毛泽东与党中央为了维护中央威信，坚决抵制了张国焘的无理要求。但是为了顾全大局、维护红军团结，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对张国焘作了策略性的让步，决定将周恩来担任的红军总政委一职让给张国焘。然而张国焘却得寸进尺，以“统一指挥”为名，提出红军指挥权集中于总司令部，利用其总政委的身份，试图架空中央军委、控制军权，还打着“提拔工农干部”的幌子，提出再增加四方面军干部9人进入中央政治局。

　　毛泽东及中央领导人对于张国焘的斗争，采取了斗争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办法。他坚持总司令部直属军委领导，党指挥枪的原则，粉碎了张国焘篡夺军权的图谋。但在增加中央政治局成员的问题上，毛泽东考虑到四方面军人多势强，对张国焘作了一些必要的让步，同意从四方面军中提升2人为政治局委员，3人为中央委员，3人为候补委员，以表明中央顾全大局的诚意。

　　但即便如此，张国焘仍拒不执行党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他借口河水上涨无法北上，甚至在1935年9月毛泽东率右路军北上途中，秘密电令其亲信陈昌浩用武力胁迫中央南下。为避免红军内讧，党中央毅然将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改编为北上抗日先遣支队，借故上山打柴、筹粮，乘着夜色从巴西地区悄然出发，化解了内部火并风险，粉碎了张国焘以武力要挟中央、通过党内斗争夺权的阴谋。

　　在张国焘南下走上分裂道路以后，党中央仍没有放弃对张国焘的争取。9月12日，党中央的俄界会议，多数代表要求中央给张国焘作组织结论，开除其党籍。但毛泽东考虑到张国焘的问题牵涉到整个四方面军的问题，从团结的大局出发，还必须尽可能地化解矛盾，仍然尽力争取他。然而张国焘不顾党中央的一再挽救，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10月，竟然在四川理番县的卓木碉非法成立伪中央，公然与党中央分庭抗礼。但是，党中央在思想上进行严肃斗争的同时，仍没有宣布撤销他党内一切职务，也没有给他开除党籍的处分。党中央这种以斗争求团结的正确策略，得到了党内军内的普遍拥护。

　　1936年1月24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致电张国焘，明确表示“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共中央的正确路线”，他建议张国焘取消伪中央，将张国焘与中央之间的原则争论提交共产国际解决，这无异于给张国焘当头棒喝；又由于执行张国焘南下的红四方面军在敌人的重兵围剿下，遭受到严重挫折，8万红军锐减至4万，广大红军将士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危害有了深切体会，连他的一些亲信也开始质疑，张国焘处于众叛亲离的境地，红四方面军将士最终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师，宣告了张国焘分裂主义的破产。

　　结语

　　伟大的事业，必须进行伟大的斗争。这是党在长征时期留下的珍贵的精神财富。要取得伟大事业的胜利，党必须要具备自我净化、自我革命的能力，那就是要与党内错误的思想进行伟大的斗争；要取得伟大事业的胜利，党必须要战胜敌人，不仅要敢于斗争，还要善于斗争，唯其如此，党的事业才能从胜利走向胜利。

　　责任编辑：魏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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