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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读书“辩证法”

　　

　　

　　周恩来在飞机上看书。

　　美国总统尼克松曾这样评价周恩来：周恩来能广泛地谈论人物和历史，他知识渊博是惊人的。周恩来渊博的知识，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孜孜不倦的阅读，他读书也有自己的“辩证法”，善于把两点论与重点论统一起来，把握好各种关系，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读书之道。

　　广博涉猎与精专研读

　　周恩来出生于书香之家，童年时就已读过《水浒》《三国演义》等书籍。青年时期更是广读博览，涉猎古今中外多种学说思潮。古籍中熟读四书五经，又爱看《史记》《离骚》等文史类作品，还有清初进步思想家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著作。西方学说中认真研读过西方启蒙思想家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意》等。他能直接阅读英文和日文的书籍，东渡日本期间，阅读了河上肇的《贫乏物语》《社会问题研究》和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等日本早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在欧洲时，更是如饥似渴地阅读英文版《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

　　为博览群书，青年周恩来一方面节衣缩食，省钱买书；一方面充分利用时间，珍惜每一分每一秒。和他共住过的留日学生谈及对他的印象是：生活朴素，学习刻苦，博览群书，知识渊博，记忆力强，条理清晰。每次外出散步，他从来不在马路上溜达，而是走得很快，去书店翻书阅读。

　　领导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周恩来仍然坚持广泛阅读。据曾任总理办公室秘书的吴群敢回忆，“总理唯一自己给自己封的‘官’就是西花厅学习小组组长。”周恩来既提倡“多多读书，多多研究”，也辩证地认为“宁精勿杂，宁专勿多”。1949年5月7日，周恩来在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和青年人讲读书学习方法时指出：“先搞一个方面，没有通就钻进去，先把这方面搞清楚。”

　　周恩来读书有股钻研的劲头。读《共产党宣言》时，他阅读了英文版、日文版、法文版和陈望道、华岗等人翻译的多个版本，通过细微的文字差别把握马克思的理论真意，甚至在一定意义上成了“翻译专家”。据陈望道回忆，他1975年在北京参加人大常委会时，周恩来问他是参考哪一个版本翻译的，陈望道说，日文和英文，主要是英文，周恩来就用英文对《共产党宣言》英文版作了一些分析，并和他商讨了翻译上的一些问题，给他很大启发。周恩来还结合《资本论》等其他马克思主义经典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深入研读，在社会主义革命、私有制改造、统一战线、思想文化等问题上颇有建树。

　　汲取智慧与质疑反思

　　周恩来读书强调“审慎求真”，既重视从书中汲取智慧，又不盲从，敢于质疑，善于反思。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1949年11月，周恩来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告诫我们党的干部：“要培养思考的能力，头脑不但要记忆，并且要想。必须要多思考、多分析研究。”1963年7月，他在北京市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大会上的报告中又辩证地指出：“书本上有些东西是对的，有些东西是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也要了解。这样就可以使我们的知识丰富起来。”

　　1960年初，毛泽东号召全党开展读书活动。他指定读的书是1959年1月第三版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是年2月，周恩来到达广东从化，召集李富春、陶铸、胡绳、王鹤寿、陈正人等组织读书小组，用了三个星期时间，把《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社会主义部分通读了一遍。周恩来在读书过程中专门强调学习方法的问题，提出要进行批判地学习，要分析这本书，对的要加以肯定、发展，错的要加以否定、批判。他在研讨中进行了两次发言和一次总结，既肯定了教科书值得学习的地方，也提出了其中的不足之处。

　　 改造自身与改造社会

　　关于改造自身，周恩来常年坚持读书学习，注重内心反省，他的个人修养和人格魅力长久以来一直被广为称颂，被称为“我党我军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化身”。在他看来，“无产阶级首先要进行自我改造”，“只有能自我改造的人，才能改造别人”。1943年3月18日，周恩来农历45岁生日的当天，他一字一句地写了一份《我的修养要则》，第一条就是加紧学习。几个月后，他利用参加延安整风学习的机会，阅读了大量历史资料，写出五万多字的笔记，深刻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初期的经验教训，进一步增强了理论修养和党性修养。

　　周恩来非常善于从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书籍中吸取人格养分。1939年，周恩来在绍兴与《战旗》杂志社的曹天风有一段耐人寻味的对话。曹天风说：“道家思想对于革命、对于社会改造虽然无用处，但对于个人修养却是有帮助的，能使自己过好‘黄金关、权力关、美人关’。”周恩来反问：“道家最精彩的话是什么？”曹天风一时答不上来，周恩来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大概是道家最精彩的话了吧？”这句话的大意是生长万物却不视为己有，兴作万物却不自恃己能，长养万物却不为主宰。经过多年体悟与实践，周恩来把道家这种自然主义的宇宙观转化为一种崇高智慧的人生观，达到了“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的人生境界。

　　关于改造社会，首先要解决的是“思想武器”问题，也就是选择哪一种“主义”。从20世纪初纷然杂陈的学说和思潮中选择马克思主义，周恩来经历了艰难痛苦的摸索历程。回过头来看，其中的一些重要关节点多与读书有关。当他在日本迷茫彷徨之时，读到了《新青年》，并因为其中宣传的新思想而豁然开朗。当他经过五四运动风暴的洗礼和半年狱中的沉思，赴欧“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之时，他读到了更多马克思主义经典，并最终认定要为马克思主义终生奋斗。

　　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改造社会”的过程中，周恩来依然会从书本中寻求治国理政的智慧。他常常根据现实工作需要进行有针对性的阅读和运用，把“有字句之书”和“无字句之书”结合起来。20世纪50年代，周恩来指导解决中缅边界问题时，反复告诫相关工作人员，对如此复杂的边界问题，想当然绝对不行，若明若暗也绝对不行，一定要做到了如指掌，胸中清晰有数，才能提出好主意。他强调，在处理中缅边界问题时，必须认真地对待历史资料，必须以正确的立场和观点对历史资料进行科学的分析和判断。为了把问题摸透，他认真查阅各种文献、图册等书籍和历史资料，研究中缅边界涉及的各项问题，为公平合理地解决中缅边界问题提供了保障。

　　周恩来很喜欢一句话，“布衣暖，菜根香，读书滋味长”，曾以此勉励后辈。周恩来的一生，正是在朴素的生活中，把书读出了万千滋味。

　　(摘编自《炎黄春秋》2022年第4期 茅文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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