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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善用“谈话”

　　

　　1980年7月，邓小平在湖北视察。

　　邓小平富有特色的“谈话”早已闻名遐迩，他的“谈话”以阅读、调研和写作为基础。

　　并非真的“读书不多”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其实邓小平并非真的“读书不多”，相反，他一生喜欢读书，而且是博览群书。

　　邓小平从1909年私塾发蒙到考入广安县立中学，接受的是中国传统的国学教育。16岁时，邓小平远渡重洋，从留法勤工俭学到赴苏联学习，在欧洲六年多不平凡的留学生活中，他没有太多安静读书的日子，却在浪漫的法兰西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这些地下印刷的小册子成为邓小平的启蒙读物。

　　战争时期，主政西南，10年总书记，繁忙的工作没有给邓小平太多的空余时间，但是他从来没有放松过学习，更没有远离书本。据他的老部下刘复之回忆：“他好读书，在艰苦的战争岁月，我几次在行军出发前整理文件挑子，箱子里总装几本书，有马列的书，也有小说。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本是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

　　在江西，邓小平差不多每天上午去工厂参加劳动，把下午和晚上的时间都用来读书，而且每日都读至深夜。

　　历史转折后，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以常人难以想象的魄力与活力，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在夜以继日的繁忙工作中，阅读依然是他每天的必修课。邓小平还喜欢看地图和字典等工具书，他的办公室里有一部线装的《康熙字典》，已经被他翻得非常破旧了。广泛阅读的经历，与邓小平“谈话”的内容联系密切，如同他的秘书王瑞林所说：“首长每天都要读大量的文电、资料和书籍，包括国外的很多资料，从不间断，所以他总有比常人更高的眼界，总能提出一些新概念、新提法，比如‘小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些想法彻底地改变了中国，融入了中国百姓的日常生活。”

　　“喜欢问数字，爱算账”

　　邓小平称自己是“实事求是派”，思考问题、制定政策都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尊重实践。他非常重视调查研究，经常深入工厂和农村，了解实际情况和群众的真实想法，以凭决策。在调研过程中，“喜欢问数字，爱算账”是其重要特点。

　　1978年前后，邓小平频繁出访，总是要求参观所访国最先进的工业和高科技项目，通过实地考察，反复询问，计算中国与世界的实际差距。

　　在日本，邓小平到神奈川县日产汽车公司的工厂车间参观，当了解到那里的劳动生产率比当时中国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高几十倍时，他说：“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

　　从实际出发，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概念，即到20世纪末达到发达国家20世纪70年代的水平。邓小平估计，到20世纪末，我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能达到1000美元左右。

　　得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000美元的标准，邓小平的账还远没有算完，因为这个目标能否达到还不得而知。为此，1980年六七月间，他先后到陕西、四川、湖北、河南等地考察。7月22日，他对河南省委负责同志说：“对如何实现小康，我作了一些调查，让江苏、广东、山东、湖北、东北三省等省份，一个省一个省算账。”

　　经过实地考察和计算，邓小平感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000美元可能难以达到，于是又作了调整。1981年4月14日，他在会见外宾时介绍：“经过这一时期的摸索，看来达到1000美元也不容易，比如说800、900，就算800，也算是一个小康生活了。”邓小平提出：到20世纪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争取达到1000美元，最低达到800美元。

　　目标确定后，邓小平又开始计算其能否按时实现。1983年2月，邓小平到江苏、浙江、上海等地考察。10多天时间里，他反复询问：到2000年，能不能实现翻两番？有没有信心？人均800美元，达到这样的水平，社会上是一个什么面貌？令邓小平高兴的是，各地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人们喜气洋洋。

　　公文写作堪称范文

　　从早年在法国参加革命时从事《赤光》杂志文章的编辑和写作，到长征时期担任《红星报》的主编，再到逐渐担任党政军的高级领导人员，工作用的报告、总结、评论等文章，邓小平写得非常多，而且水平很高，堪称范文。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公文写作非常赏识，在批示中经常有“此报很好”“内容极好”“极可宝贵”“非常好”之类的赞语。

　　邓小平曾经总结：“拿笔杆是实行领导的主要方法。领导同志要学会拿笔杆。实现领导最广泛的方法是用笔杆子。用笔写出来传播就广，而且经过写，思想就提炼了，比较周密。所以用笔领导是领导的主要方法，这是毛主席告诉我们的。凡不会写的要学会写，能写而不精的要慢慢地精。”

　　邓小平的写作特点，首先是简明扼要，条理清晰。比如，1944年7月，毛泽东给七个地方的中央局或中央分局负责人发了一封电报，列举了“请予电复”的10个问题，内容涉及各抗日根据地工作的各方面内容。邓小平的复电仅700余字，但10个问题均答复得非常清楚。因此，毛泽东致电邓小平：“关于10个问题的答复，早已收到，内容极好。除抄给此间许多同志阅读外，并转发各地参考。我完全同意你们的路线，望坚持贯彻下去。”

　　其次是内容切合实际，行之有效。比如，1948年1月，毛泽东就新解放区各项政策问题询问邓小平，后者数电答复，很有见地。2月17日，毛泽东批转了其中的《新区土改政策之补充意见》，并在按语中说：“小平所述大别山经验极可宝贵，望各地各军采纳应用。”

　　第三，邓小平的写作效率也很高。比如，1948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报告制度》，适应解放战争的需要，规定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做一次综合报告。当时邓小平任中原局书记，带领晋冀鲁豫野战军正在大别山区奋战，斗争环境极其艰险，但从那时起，一直到1952年调到中央工作，除特殊情况向中央申明原因外，他坚持每两个月向中央书面报告一次。毛泽东评价：“书记在前线亦是可以做报告的，邓小平同志在大别山那样紧张的环境亦做了几次很好的报告。”

　　邓小平写作的形式与风格，与他的“谈话”完全一致，长时间的写作训练，也培育了其朴实无华、直率简洁，却又内涵丰富、引人入胜的表达方式。正如毛泽东所说：“看邓小平的报告，好像吃冰糖葫芦。”

　　（摘编自《“南方谈话”从何处来：追寻邓小平的思想轨迹》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周锟/著）

　　责任编辑：魏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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