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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改造不合理的社会而奋斗——韩雅兰致父母亲（1937年4月18日）

　　

　　

　　家书原文

　　亲爱的父亲、母亲∶

　　儿过去曾寄过几次信给大人，想早赐阅矣。但至今未见大人的训示，想大人必因儿不告而走之故怪罪于儿，生气不理了，所以儿对此点终不能安心。

　　最近有友人从西安来此，听说父亲和母亲对儿之走很觉伤心，祖母恐怕更难过。儿听了也万分凄惨。大人平时最知儿之心情，也最疼爱儿的，这点儿早已深知，同时也是儿一〔以〕往对家庭留恋的主要原因之一。当那年玉妹被捕之事①发生，大人连年节都不过了，星夜的赶到上海，为她设法，使儿等更感到父母爱儿女之心太迫切了。那时父亲回家后，曾给儿一信。嘱咐儿应安心读书，不要再像玉妹一样教大人担心睡不着。那时儿接读信后，难过了几天，想想我们真有点对不住父母之爱。此后儿是时刻都不会忘记父亲痛心的话。然而儿不愿作个时代的落伍者，不愿落人后，同时又被感情支配着，这极痛苦大人是不会了解的。谁料前年又遭受圣域这样的侮辱②。为了不让[使]大人难过，为了孩子的问题，忍耐一切痛苦到现在。但是从那时起，儿已认清自己应走的正大的光明的道路，更认清了一个女子不应只靠一个丈夫。若完全依靠丈夫，结果会落得求死不得求生不能的苦境。亲爱的慈祥的父亲母亲，假如儿没有大人的疼爱和体贴，假如没有求得一点不受人欺侮的知识，那儿现在也只有死路一条了。圣域他固然给了我苦头吃，然而他也毁灭了他自己。儿想，他所受的损失或者比儿还要大呢。儿已受够了痛苦，人不能就这样消沉下去，自己毁灭自己。儿要为改造不合理的社会而奋斗，为后来女子求幸福，也要和男人一样为国家民族求解放，作一点有意义的事业，总比被人家气死有价值的多。这就是儿此次来延安的主要原因，请大人想想，章乃器、沈钧儒他们③都起来挽救国家，儿受家庭社会的养育一场，怎能坐视不顾？所以儿决定来此学习一点真实学问，去应社会，求中国民族解放的方法。

　　大人爱儿也必知儿之性，对任何事，决不会轻举妄动，儿都经过长期的考虑过。这次到三原晓得了此地招生的事、儿曾经仔细地考虑过后才决定走的。因为时间的关系，不能回西安面商于大人。想大人看现在全国人民抗日的热情，也许会不再生儿之气。总之，儿不是不懂事的，盲目的瞎跟人跑的，跟人说的，儿现在所走的爱国的路，想必能得社会人士的谅解的。恳祈大人恕儿不告之罪，而仍以从前的爱儿之心来爱儿，则儿幸甚。

　　这里④的物质生活比较外面苦些，但精神方面则比外面快乐的多。什么话都可讲，很自由很坦白。凡是到这里来参观的没有不对这里发〔产〕生好感的。前天来了两位大学教授，同时也是申报周刊编辑，他们参观的结果，印象非常的好，今天已经走了。最近外边到此地来的参观的非常多，时常有人来。

　　这里学校对于学习方面，教员讲的很好，同时很注重研究性质，学生能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因此得的益处很多。儿觉得在这里的几月学习比外边学校几年的学习还要得的益处多。

　　由西安来的学生很多，各地都有，赵师长的女和子都在这里，好些熟人，所以请大人放心。不要以为儿作的不对。这样多的人都和儿所作的一样，此地的女生已有三四十人。敬祝健安。

　　漂泊的女儿⑤敬禀

　　4.18

　　【注释】

　　① 指写信人的弟媳杨玉珊，她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在上海被捕。当时因为写信人的弟弟在国外上学不在家，其父得知这个消息后，抛下全家老小，孤身一人，连年节都不过了，赶往南京、上海，企图设法营救，但未果。

　　② 此处指1935年写信人的丈夫纳妾之事。

　　③ 指1936年11月22日救国会的主要负责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史良等七人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之事，史称七君子事件。

　　④ 这里∶指陕北延安和抗大。

　　⑤ 漂泊的女儿；因写信人在延安，信要寄往国民党统治下的西安、故没有署名。写信人从1930年离家到上海，在外多年，后由于丈夫纳妾，她有家不能回，所以这里给父母写信就署了个“漂泊的女儿”，没有署真名。

　　【时代背景】

　　写信人韩雅兰，1905年生于陕西省蒲城县。20世纪20年代在陕西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上学期间参加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1930年3月赴上海，后入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系学习。1936年6月从复旦大学毕业。同年秋，由上海返回西安，在西安女子中学教书。1936年底，赴延安参加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第二期学习。抗大第二期是1937年1月开学到8月结束。韩雅兰是抗大第二期第四大队女生区队的学员。

　　韩雅兰的父亲韩望尘，1906年入陕西省第一师范学习，在此期间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期间，参加陕西反清革命活动。1913年东渡日本留学，入明治大学学习。1916年袁世凯称帝，他愤而弃学回国，参加反对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的斗争。1918年于右任响应孙中山护法号召、组建陕西靖国军，反对北洋军阀。韩望尘先是在靖国军总部工作，后到第三路军第一支队杨虎城部工作。自此，他与杨虎城结成莫逆之交，协助杨部的巩固和发展。1930年，杨虎城率十七路军回陕主政，韩望尘由杨推荐，出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直辖的省印花烟酒税局局长、西安绥靖公署参议等职。西安事变期间，他支持张、杨义举，响应中共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号召。西安事变后，他参与处理善后事宜，出任《西北文化日报》总社长，宣传抗日救亡活动。抗战胜利前后，他与杜斌丞、杨明轩一起参加中国民主同盟西北总支部的筹划和建立工作，担任总支部财务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韩望尘先后担任陕西省人民政府委员，陕西省工商联主任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务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和西安市副市长。

　　【信仰之光】

　　韩雅兰去延安之前没有将此事告知父母，到延安后虽曾几次写信回家说明，但一直未接到回信。她怕老人生气，故于4月18日写了一封信，详细讲述了自己去延安的缘由并介绍延安抗大的情况以便让父母谅解、放心。韩雅兰早年入党，长期受党的教育，树立了为民族解放谋出路、为大多数人谋幸福的崇高信仰。她瞒着父母到抗大读书，固然如信中所说有逃避家庭矛盾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要为改造不合理的社会而奋斗，为后来女子求幸福，也要和男人一样为国家民族求解放，做一点有意义的事业”。

　　韩雅兰的选择是那个时代先进青年的潮流。红军和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延安成为新的革命大本营。特别是日寇步步紧逼，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一批又一批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从上海、北京、西安等城市奔向延安。他们本来在大城市过着优越的生活，却离开家庭，抛弃安逸，冲上破重重封锁，历经千辛万苦，来到延安，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正如上面家书中所说的，“这里的物质生活比较外面苦些，但精神方面则比外面快乐得多”。

　　韩雅兰说，这里来的人很多，除了西安的，各地的都有。她还提到在延安见到了“赵师长的女和子”。赵师长，指杨虎城部三十八军第十七师师长赵寿山，与韩雅兰的父亲韩望尘相熟。抗战期间，原杨部被改编为三十八军和九十六军，赵任三十八军军长。1941年赵寿山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青海省主席、陕西省省长等职。其女指赵铭锦，当时她也在抗大第二期第四大队女生区队学习，抗大毕业后，由罗瑞卿等介绍入党，组织《血花剧团》派往杨部三十八军工作，后入学校学医，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医生。其子指赵元介，抗大毕业，长期从事戏曲教育工作。

　　1937年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后，韩雅兰奉党的指示返回西安从事地下工作，参加陕西妇女抗日救亡运动。后患病，于1943年6月病逝。终年38岁。几年之后，韩雅兰唯一的儿子韩蒲沿着母亲的足迹，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2010年，韩蒲把这封珍藏了70多年的家书捐给了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现在该馆长期展出。（摘自《我心永向党：家书里的百年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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