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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澜：承章黄衣钵 扬马列学说

　　

　　

　　范文澜（1893—1969），浙江绍兴人。历史学家。

　　“能文能武的民族英雄”

　　范文澜是浙江绍兴人，他家离秋瑾主持的大通学堂只有半里路。1907年夏天，14岁的范文澜亲眼见到清朝官兵到大通学堂强盗般抓走秋瑾，心中无比痛恨，埋下追求社会进步思想的种子。

　　1913年至1917年，范文澜在北大学习，跟随黄侃、刘师培、陈汉章等钻研训诂、考证之学，老师们认为他“颇堪传授‘衣钵’”。1923年以后，范文澜在南开任教职，讲授经、史、文学课程，很受学生欢迎。1925年，他的第一本著作《文心雕龙讲疏》出版，梁启超在序言中称赞其“考据精审”“使义无不明，句无不达”。后来，他又相继出版了《群经概论》《正史考略》《文心雕龙注》，成为国学名家。

　　1925年“五卅”反帝运动爆发，范文澜受到教育，从此确立革命信仰。他后来回忆说：“‘五四’运动没有打动我的‘好古’根基……‘五卅’运动起来，才打得我半动。我参加天津市民大游行，从出发到回校，没有掉队，嗓子叫哑了。”不久后，他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5月，反动当局要逮捕他，经校长张伯苓协助，范文澜离开天津到了北平。此年秋季起，范文澜在北京大学及师范大学、中国大学任教，教学繁忙，最忙时每周授课达30课时以上，后又担任女子文理学院院长。“九一八”事变以后，范文澜不顾危难，积极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斗争，他与“教联”“左联”“互救会”有密切联系，其住所实际成为党的地下组织与左派团体秘密活动的场所。在白色恐怖气氛下，范文澜曾两次以共党嫌疑遭反动军阀逮捕（第二次解往南京警备司令部，监禁4个多月），都幸得蔡元培等北平教授联名营救出狱。因出狱后继续受特务监视，不能再在北平公立大学任教。面对反动派的迫害，他无所畏惧，而把自己的命运与抗日救亡事业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1936年，范文澜转至开封，在河南大学文学院文史系任教授。讲授的课程有中国上古史、中国文学史、经学、《文心雕龙》等，又同萧一山、嵇文甫、王阑西一起主办《风雨》《经世》杂志，进行抗日动员，产生了广泛影响。次年爆发了“七七事变”，举国进入全面抗战时期。而对于范文澜来说，此后的八年也是他学术和人生的关键时期。1937年秋，他与嵇文甫、马致远（即刘子厚）创办河南大学抗敌工作训练班，河大学生踊跃报名，学习内容是《中国问题》《游击战术》两门课程。继而由范文澜带领抗训团学生，从开封—许昌—舞阳，一路为抗战宣传、动员做了出色的工作，后又到达信阳一带。全团以纪律严明、团结一致成为河南救亡团体的模范，而范文澜更以其精心严密的组织和诲人不倦的精神得到青年们的爱戴。1939年10月在延安出版的《中国青年》杂志刊登了署名铁夫发自河南游击区的长篇通讯《范文澜先生》，详细报道了他的事迹，称誉他是“能文能武的民族英雄”。

　　范文澜是在革命熔炉中，结合“活”的实践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至此，他完成了由精通国学向唯物史观的转变。这一时期他写有大量时评，用党的抗日方针分析问题，论述深刻、犀利。他正式参加了新四军，并于1939年9月在竹沟镇新四军驻地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恰好在此时，中共中原局决定，范文澜转移到延安。这个信息所传达的，是时代对范文澜的召唤。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丰碑

　　1939年年底，范文澜从河南确山抗日根据地出发，历经险阻抵达陕北，次年初春到达延安。对于革命圣地，他向往久已，边区所到之处蓬勃向上的景象使他无比激动。延安期盼着他，到达不久即被任命为延安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随后，毛泽东就直接向范文澜“交待了一件任务，要求在短时间内编出一本篇幅约为十来万字的中国通史”。（叶蠖生《我所了解的中国历史研究室》）按照党中央的部署编写一部中国通史，这在党史上是第一次。这一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事件之所以在此时此地发生，并且由范文澜承担，乃是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已经确切具备了以下重要条件才有可能的。一是，全国范围内抗击日寇侵略的战争至此处于战略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一系列正确主张、方针政策，在全国人民之中赢得了崇高的威信，成为全国进步的灯塔。二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理论上已经成熟。其标志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实践论》《矛盾论》等重要著作的发表，已分别对抗日战争的战略策略、党的理论基础、纠正历史上“左倾”机会主义教训等作了深刻的总结，而刚刚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又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建设民主共和国的步骤描绘出清晰的蓝图。同时，毛泽东又一再论述学习历史、总结经验对于指导当前运动的重要性，据此，以唯物史观指导撰著一部中国通史，对于认清中华民族历史道路和历史前途，就是一项意义重大而又十分迫切的工作。三是范文澜具有渊博学识和深厚功底，又有很高的理论水平，满怀革命热情和责任感，确是担当这一重任最合适的人选。正如周恩来所说，范文澜原先专门研究汉学，以后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利用原先的知识来编写中国历史，就达到“运用自如”。

　　编著工作从1940年8月开始。关于如何写法，范文澜专门请教了毛泽东，毛泽东强调要采用“夹叙夹议”的写法。开始时曾考虑集体编写，历史研究室七人都参加，由范文澜任总编。但因交出来的稿子有的太详，有的太略，不甚合用。组织上决定让他“索性从头写起”，因此这部书实际上是范文澜个人著成的。中国历史悠久、内容丰富，以十几万字的篇幅显然无法容纳，中央充分尊重学者的意见，最后决定根据需要，“能写多少算多少”。

　　当时，撰著通史的任务十分繁重，物质条件却极为缺乏，范文澜以超乎寻常的毅力，发愤写作。荣孟源曾回忆：范文澜一家三口住在一孔窑洞里，“靠窗处用几块木板支了一个大案子，是书桌，也是餐桌。案上有一盏小油灯……黑烟弥漫，火光如豆。范文澜同志就是在这盏油灯下坐着一个木凳子，夜以继日不停地伏案工作”。至1941年5月，只用了十个月时间，上古至五代十国部分（当时作为《中国通史简编》上册）撰成，25万字，进展是如此顺利、迅速！在极差的条件下绽开了这株20世纪中国史学的奇葩，这除了由于范文澜娴熟于传统经史以外，主要还得力于他运用崭新的科学历史观分析问题已达到熟练的程度，以及来到延安以后受到的教育、鼓舞，化成了他的非凡创造力而奔泻于笔端。中国革命进展到今日，迫切需要中国共产党人用新的观点作指导，指点江山，评论千古，对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讲出自己的系统看法，这一史学丰碑的建造，正是时代精神的体现——必须把这部史著与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与延安时期昂扬进取、艰苦奋斗的精神联系起来，才能理解这一巨大成就是如何产生的。1941年9月，《中国通史简编》上册出版时，毛泽东作了很高评价，他认为，我们党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我们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拿出了科学的著作。（佟冬《我的历史》）

　　至1941年年底，范文澜又继续完成了两宋至鸦片战争以前部分，至1943年与上册合起来出版，定名为《中国通史简编》，共56万字。至1951年，在全国各地共刊行了8版，受到读者热烈欢迎。这是第一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撰成的通史巨著，客观地再现了中国几千年历史进程，揭示出历史发展规律，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并代表中华民族前进的方向提出了大量新鲜的论断；在内容上丰富而多层面（包括叙述政治状况，阶级关系，生产水平，制度沿革，人物活动，民族关系，学术文化等），尤其重视把握和揭示各个时代的特点，善于抓住历史演进中的新因素，新动向；在叙述上，脉络清晰，上下、中外贯通。它的完成，标志着中国通史的编纂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1943年，范文澜到中央宣传部工作，继续撰写中国近代史部分，至1945年离开延安时，已撰成从鸦片战争到义和团部分，于1946年在延安出版（曾称“上编第一分册”，后来定名为《中国近代史》上册）。本书造端宏大，材料新颖，深刻再现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中肯地评价了各个时期的事件和人物，体现了革命性和科学性的高度结合。它的产生，标志着近代史研究达到了新的阶段，它所奠定的基本框架和提出的一系列深刻论断，影响近代史研究达数十年。此书至1955年一共印行了9版，同样受到读者空前热烈的欢迎。

　　教育影响了千千万万革命者

　　范文澜的史学成就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解放战争时，他任北方大学校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创办了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并担任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主持日常工作，与郭沫若一同领导史学界。他不顾工作繁忙，一直从事《中国通史简编》的修订、重写，使其内容更加宏富、精彩。至1965年，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共完成上古至五代十国部分，分为3编4册出版，合计110万字。这部书先后印行了数百万册。1990年5月，学术界隆重举行范文澜铜像揭幕仪式，戴逸深情地称颂他“在历史学界崇高的、不朽的地位”，评价他的《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两部著作“全面地、系统地阐明了中国的全部历史，教育、影响了后代的历史学家，也教育、影响了当时千千万万的革命者”；刘大年说：“至今提起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通史和近代史著作，人们仍然要首先举出这两部书。这种情形，近乎绝无仅有。”

　　毛泽东一直对范文澜的史学研究给予充分关注和高度评价，他到外地视察，出行携带的书籍中必有《中国通史简编》。1968年7月，在他们两人都已是75岁高龄时，毛泽东让女儿李讷给范文澜传话，说中国需要一部通史，在没有新的写法以前，要他按照自己的观点、体系，把《中国通史简编》写完，一直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们两人有长达30年的友谊，他们既是各自在政治领域和学术领域，代表了20世纪中国的时代精神，又同样具有浓厚的中国民族的特色，因此彼此在精神上保持着强烈的共鸣。（陈其泰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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