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红色家书 | 铁血英雄家国心
红霞吾妻鉴:
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人终有死,我死您也不必过伤悲,因还有儿女得您照应。家中余产不可分给别人,留作教养子女干等用。我笔嘱矣,小儿还是在天津托喻先生照料上学,以成有用之才也。家中继母已托二、三、四弟照应、教(孝)敬,你不必回家可也。
鸿昌手启1934年11月24日
他是一个为信仰而不懈奋斗之人,他是一个为时代而勇于牺牲之人,他是一个为大爱而舍小爱之人,他是一个以清廉而精神长存之人,他是一个面对敌人横刀立马而面对死亡坦然处之之人,他又是一个身怀家国之心而又忠孝传家之人。
吉鸿昌,字世五,原名吉恒立,1895年出生,河南扶沟人,素以忠诚于党、身怀大义、正直清廉令后世传颂。
为大爱舍小爱的家风楷模
“红霞”乃是吉鸿昌对其妻子胡红霞的称呼,在吉鸿昌多年的军旅生涯中,夫人胡红霞给予了他最大的支持。
1926年,还是旅长的吉鸿昌经人介绍认识了出身书香门第的兰州女子师范学校的女学生胡兰英。此后,夫妻两人夫唱妇随,同甘共苦,恩爱无比。从1927年结婚到1934年吉鸿昌英勇就义,在共同相处的8年时间里他们相敬如宾。婚后,吉鸿昌将妻子的名字“兰英”改为“红霞”,寓意妻子有“霞光万道”之美。
1932年,吉鸿昌在天津的住宅成了党组织的地下联络站,作为妻子,胡红霞非常支持他的革命活动,和吉鸿昌一起变卖财产衣物,为抗日前线筹集军火。
1934年11月9日,吉鸿昌在天津法租界被军统特务暗杀受伤,遭法租界工部局逮捕,并引渡给北平军分会。吉鸿昌被捕后,胡红霞百般进行营救。由于中国报纸肆意歪曲真相,胡红霞便找到英文《京津泰晤士报》,及时报道了国民党企图暗杀吉鸿昌的卑劣行径。胡红霞还曾专门到泰山向冯玉祥求助。在吉鸿昌被法租界工部局引渡给国民党政府前,胡红霞甚至打算卖掉位于法租界的房子,聘请法国律师用诉讼的方式阻止这次引渡。
吉鸿昌得知此事后,在就义前几小时,给妻子写下了这封家书,信中的殷殷嘱托充满了他对妻子、儿女深深的爱护和关心。
“人终有死,我死您也不必过伤悲,因还有儿女得您照应。家中余产不可分给别人,留作教养子女干等用。”他鼓励妻子为了儿女的成长,坚强地活下去。叮嘱妻子不要再为自己的事情来回奔波,更不要用房子来做无用的营救,这也暗示吉鸿昌早已看透了国民党的丑恶嘴脸,表明了他对国民党反动本质的清醒认识和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
“以成有用之才”是吉鸿昌对子女们的期望,让他们好好学习成为对国家对民族有用之才,报效国家、民族,让革命前赴后继。
“家中继母已托二、三、四弟照应、教(孝)敬,你不必回家可也。”就义之前,吉鸿昌在安慰妻子、关心子女成长的同时,不忘尽孝。“国昌、永昌、加昌等见字兄已死矣。唯兄所恨者,先父去世嘱托继母奉养之责,吾弟宜竭力孝敬不负父兄之托也。”当日,吉鸿昌总共写了三封信,除了给妻子的信之外,这是吉鸿昌写给三个弟弟的绝笔信,流露出强烈的孝子情怀。
吉鸿昌就义后,在他贴身小褂的口袋里,夫人胡红霞发现了一根小铅笔头和一张小小的香烟纸,上面写着两行字,一行写着“不要告诉我太太知道”;另一行是“不要厚殓”。三封遗嘱和一张小小的纸片,辉映着吉鸿昌将军爱家爱国、孝廉、节俭这一永垂不朽的家风传承和时代风范。
吉鸿昌的女儿吉瑞芝说:“父亲在留给母亲的遗书中说‘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小时候他经常给我讲故事,结尾总是用‘我是中国人,不当亡国奴’来结尾,这种爱国的情怀,我牢记了一辈子!”这正是其良好家风的见证。
为信仰奋斗的共产主义战士
出身贫苦农民家庭的吉鸿昌,养成了刚直倔强、富于正义感、从不向困难低头的性格,也正是这种性格,他在加入冯玉祥的军队后,很快得到重用。
1926年,吉鸿昌任西北军19师师长期间,对共产党员在军队中开展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人员就很尊重,并和士兵一起听课,对“当兵救国、为民造福”的思想有了新的认识。他常和中共陕西党组织的创始人、国民军驻陕西总部政治部主任魏野畴在一起谈论革命新形势,还支持共产党把一些党员和进步青年送进自己的部队。
1927年7月,还在国民党军队的吉鸿昌因为暗中保护共产党员及其进步表现,曾一度被免职,调到北平陆军大学特训班学习。他利用这段时间,仍和一些共产党员秘密来往,还看了一些革命理论书籍,明白了不少革命道理。任宁夏省政府主席时,他在宁夏时照的一张照片上亲笔题字:“公正纯洁,为做事而做官,训练民众,使知四权运用,政治注重下层,工作适合一般民众需要。”
1931年5月中原大战刚结束,吉鸿昌为了表明自己为国为民的志向,也是为了冲击那个时候官场的腐败风气,亲自设计并书写了他父亲的遗训——“作官即不许发财”这七个字,然后把它交给瓷厂,烧制了500个瓷碗,发给他的全体官兵,借以提醒大家记住作官不能发财。他不仅要求部属这样,自己更是率先垂范,从士兵到将军,一直保持生活俭朴的风格。他还曾把积攒下来的薪俸交给父亲在家乡创办贫穷子弟学校,使穷孩子能够进学堂。他用自己一生的行动来践行自己的诺言:“作官即不许发财”。
1931年,吉鸿昌被迫按照蒋介石要求攻打红军,但他却表现消极,经常按兵不动,或拖延进攻,甚至给红军通风报信,并在与共产党员邓宝珊的秘密接触下,逐渐产生了投奔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想法,还打算起义。后消息不慎泄露,蒋介石解除了他的兵权,并强迫他出国“考察”。
1932年,吉鸿昌秘密回到天津,与共产党建立了联系,并表达了自己想要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当年秋天,吉鸿昌在北平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随后,按照党的指示潜赴泰山联络冯玉祥出山组织武装抗日,并毁家纾难,变卖家产6万元购买枪械。
1933年5月,吉鸿昌与冯玉祥、方振武等在张家口组建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任第2军军长、北路前敌总指挥,率部向察北日伪军进击,连克四县,杀敌1000余名,将日军驱出察境,彻底回击了“抗日三天亡国论”的投降主义思潮,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再次点燃。
1934年,吉鸿昌前往天津继续从事抗日活动,组织成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并创办《民族战旗》杂志,通过租界邮局向全国爱国团体、军队投递抗日宣传品,而他位于天津的家也成为党组织的地下交通站,被党内同志称为“红楼”。
1934年11月9日,吉鸿昌被捕后,面对敌人种种迫害逼供,大义凛然地说:“我是共产党员,由于党的教育,我摆脱了旧军阀的生活,转到工农劳苦大众的阵营里头来。我能够加入革命的队伍,能够成为共产党的一员,能够为我们党的主义,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这正是我毕生的最大光荣。”临刑前,吉鸿昌命令行刑之人:“到前面开枪!共产党员要死得光明正大,决不能在背后挨枪,我要亲眼看着蒋介石的子弹是怎样打死我的!”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时年39岁。
吉鸿昌生前曾说:“我能够毁家纾难,舍生报国,拒绝利诱,见危授命,这样来抗日救国,这正是党给我的感召,这正是党的意志。”这句话讲出了吉鸿昌一生思想发展和迈上革命道路的核心和根源。他用自己一生的行动,践行了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对祖国对人民的赤子之心,用一生的行动诠释了信仰的力量。
为时代而献身的民族英雄
“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吉鸿昌在就义前给妻子信中第一句就如此写道。短短11个字,却表现出了吉鸿昌为争取民族解放、实现革命理想,捐躯赴难、视死如归的革命豪情。
吉鸿昌年少时就曾多次表示:“大丈夫要不惜五尺血肉之躯,报效国家!”
1931年9月,吉鸿昌被迫出国“考察”。临行前,恰逢“九一八”事变发生,吉鸿昌发电报向蒋介石请命:“国难当头应一致对外,愿提一师劲旅,北上抗日,粉身碎骨,以纾国难。”虽未得允许,但却道出了吉鸿昌心中的民族精神。此后他环游欧美,发表抗日演说,寻求国际声援。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他:“日本有飞机大炮,中国凭什么抗日?”他拍着胸脯义正辞言地回答:“我们有热血,有四万万人的热血。中国人的愤怒已经达到了极点,愿抱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誓死一战!”
在国外,吉鸿昌对各种歧视中国人的现象非常不满。有一次,吉鸿昌要往国内邮寄东西,邮局职员竟说不知道中国。陪同的人对吉鸿昌说:“你说自己是日本人,就可受到礼遇。”吉鸿昌当即怒斥:“你觉得当中国人丢脸,我觉得当中国人光荣!”为抗议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的歧视,维护民族尊严,他找来一块木牌,用英文在上面写上“我是中国人”并将其挂在胸前,走在美国的大街上,让每个人都能看到。一个真正忠贞为国之人,是不以国弱而耻辱、不因国破而逃亡、不因势孤而放弃尊严,吉鸿昌,正是这样一位人物。
1932年,吉鸿昌在上海“一·二八”抗战炮声中回到祖国后,随即联络与发动旧部,组织武装抗日,并专门写了一首诗:“有贼无我,有我无贼。非贼杀我,即我杀贼。半壁河山,业经改色。是好男儿,舍身报国。”但可惜的是,这样的“民族大义”反遭国民党军队持续的围追堵截,吉鸿昌本人更是遭到通缉,最终于1934年11月9日在法租界被捕。
在刑场前,吉鸿昌面对死亡坦然自若,给妻子写信告诉她“自己是为时代而牺牲”,并用树枝作笔,以大地为纸,写下了气吞山河的就义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他念念不忘的依然是抗日大业,是救亡图存,淋漓尽致地道出了英雄为民族大义勇于献身、视死如归的精神。
吉鸿昌以他短暂而又光辉的一生,给后人留下了忠党爱国、清正廉洁、视死如归的精神财富,尤其是他“作官即不许发财”的廉洁精神更是成为一代代党员干部的精神传承。(扶沟县纪委监委 闫高炯)
原文链接:http://www.hnsjct.gov.cn/sitesources/hnsjct/page_pc/jdzjzfyw/dsyw/article32643be9696849f184a1dbaf8026fe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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