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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的家风传承

　　陶渊明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诗人之一，而且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标志性人物。他创作了众多脍炙人口的诗歌，营造了平淡自然的艺术至境，并且以清高耿介的人格和恬淡玄远的志趣，为后人构筑了一方纯洁自由的精神家园。陶渊明超凡的人生境界，是传承父母两个家族重视劳动、崇尚阅读、砥砺道德等优秀家风的结果。

　　勤务稼穑的家族传承

　　陶渊明的劳动情结主要来自父亲家族。陶渊明祖上属于门第低贱的寒门庶族。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的父亲陶丹“贫贱”，后来出仕东吴，凭借军功受封扬武将军。但陶侃出生不久，父亲就去世了，家里经济不免困难，因此早年过着孤贫的生活。陶侃生活在汉族和溪族杂居的地方，气质习惯接近少数民族，史书记载他“望非世族，俗异诸华”（《晋书·陶侃传》）。陶侃尽管少小酷贫，但怀抱大志，吴国灭亡后，他北上洛阳，与张华、顾荣等名士有过交往。两晋之际，国家多难，内乱相寻，陶侃因缘际会，屡立军功，一度掌管荆、雍、益、梁、交、广、宁七州的军事，做过长江上游军事重镇荆州的主官，官至太尉、爵封长沙郡公，功业显赫、地位尊崇，成为足以与王导相抗衡的风云人物。

　　陶侃是陶家振兴的功臣，陶渊明深为曾祖父的成就而自豪，他在《命子》诗中深情地回忆道：“在我中晋，业融长沙。桓桓长沙，伊勋伊德。天子畴我，专征南国。”谓晋室中兴以来，长沙公陶侃的功勋与德行获得了世人的赞赏，于是皇帝命他掌管南方的军权。东晋建都建康，荆州与扬州一样，不仅是经济文化的腹地，而且是抗衡北方政权的前沿，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陶侃在任上“勤务稼穑”，亲自参加农业生产，所辖军民“勤于农稼，家给人足”（《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引《晋阳秋》）。陶侃重视劳动、参加劳动的结果必然是府库充盈，既满足了军需，又提高了士气，故能取得辉煌的战绩。陶侃常对人说：“民生在勤，大禹圣人，犹惜寸阴，至于凡俗，当惜分阴。岂可游逸，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晋阳秋》）圣人大禹尚且珍惜每寸光阴，凡夫俗子至少应该珍惜每分光阴，活着对当世无用，死后默默无闻，是自甘堕落啊！陶渊明自述少壮时代“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又说“古人惜寸阴，念此使人惧”（《杂诗》其五）、“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杂诗》其二），他的建功立业的猛志和时不我待的紧迫，显然是遵从了曾祖的教诲。至于田园躬耕的实践，更是曾祖理念的异代传承。

　　然而陶侃死后，诸子之间争权夺利，导致家族衰落。陶渊明的祖父陶茂官至武昌太守，《命子》说“肃矣我祖，慎终如始。直方二台，惠和千里”，谓陶茂能坚守儒家道德，以正直严明闻名朝廷内外，以善举惠政和悦全郡百姓。陶渊明的父亲姓名已难确知，有人说叫陶逸，其官职也不清楚，很可能未曾出仕，就早早地去世了。《命子》说“於皇仁考，淡焉虚止。寄迹风云，冥兹愠喜”，陶渊明的父亲为人恬淡而无心世事，颇有隐士的风度。父亲的去世使早年陶渊明陷入经济窘境，陶渊明自称“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与子俨等疏》），临终前撰《自祭文》回忆说：“自余为人，逢运之贫，箪瓢屡罄，絺綌冬陈。含欢谷汲，行歌负薪，翳翳柴门，事我宵晨。”生活的艰难迫使他不得不亲自参加农业生产。他接着说“春秋代谢，有务中园。载耘载耔，乃育乃繁”，年复一年耕地播种，欣喜地看到庄稼滋生繁衍。陶渊明的劳动热情和归耕选择无疑与早年农业生产的切身经验密切相关。

　　陶渊明从事劳动固然是为满足生活的需要，但他也从中领悟了上古隐士的趣味，收获了深刻的人生哲学。《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旱稻》说：

　　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

　　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

　　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

　　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

　　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

　　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

　　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

　　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

　　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

　　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

　　“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衣食是人生的前提，如果不进行农业生产谋划衣食，光顾着追求安逸的生活，基本的生存保障尚且不能维持，更遑论领悟大道了。“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从开春就下田从事耕种，年终差不多有了可观的收成。实际的意思是只要努力耕种，就必然有所收获，蕴含着“力耕不吾欺”（《移居》其二）的欣慰之情。“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早晨出去辛勤地劳作，太阳下山扛着农具回家，农家的辛苦不言而喻。“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山中自然比平原冷得更早，霜露也比平原下得更多。前述四句写耕种的辛苦，与“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归园田居》其三）相似，只有从事过农业生产，才会有切身的体会。“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田家种地诚然非常辛苦，但衣食是生存的根本，难以逃离这种辛苦。“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身体四肢诚然疲劳，好在没有飞来横祸的担心。“异患”指人生本不必有的祸患。陶渊明生存的时代，政治黑暗，战乱频仍，权臣如走马灯似的更迭，然而他们皆不过煊赫一时，终不免死于非命。因此只有远离官场的争斗，才是养真保命的根本。“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劳累了一天回来，在屋檐下洗完手脚，一边休息，一边饮酒，就觉得舒心畅快，无比惬意了。此时此刻，忽然觉得自己与远隔千年的长沮、桀溺的心思遥遥相通，也就是说，刹那间体会到了长沮、桀溺隐居躬耕的旨趣。“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但愿长久地过着这种安静祥和、自得其乐的生活，纵然耕种非常辛苦，也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因为在农村的耕种生活中，既避免了政治上的倾轧而免遇横祸，又能跟上古的著名隐士心意相通，那点劳作的辛苦，相比之下，又能算得了什么呢！

　　陶渊明对人生真谛的认识，是在坚持不懈地亲自参加生产劳动的过程中逐渐深化的。当他辞官初归田园时，体会到“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的自由和快乐，充满诗意地吟咏“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归园田居》其三）、“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归园田居》其五）的新生活。在劳动的过程中，陶渊明与农民建立了温馨融洽的感情，并且拥有了共同的话题：“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归园田居》其二）在经历了辛勤的耕作后，陶渊明渐渐体会到农家劳作的辛苦和无奈，也使他更加真切地体会到以勤劳为先、以衣食为端，方能返璞归真的人生道理。

　　崇学尚德的外家风范

　　陶渊明“少有高趣，博学善属文”（萧统《陶渊明传》），但他的父亲家族以军功著名，本不以文化闻世，陶渊明的读书兴趣主要受到了母亲家族的影响。陶渊明少年时已经培养起读书的兴趣，自称“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与子俨等疏》），他尤其爱好儒家经典，说“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十六），“师圣人之遗书”（《感士不遇赋》），与外家孟氏的学风一致。

　　陶渊明的外祖父孟嘉是东晋“名冠州里，声流京师”（《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的“盛德人”（《晋书·孟嘉传》）。孟氏是武昌望族，世代以德行著称。孟嘉的曾祖父孟宗，曾任吴国的司空，后来为了避吴末帝孙皓（字元宗）的讳，改名叫孟仁。孟宗的母亲教子有方，孟宗少时去南阳跟从李肃学习，母亲为他准备了厚褥大被，孟宗不解，母亲说“小儿无德致客，学者多贫，故为广被，庶可得与气类接”（《吴录》），帮助他接济同学以增友于之情。孟宗以孝著名，传说孟宗母亲病重想吃竹笋，时值冬天，孟宗无法获得，只好在竹林里抱竹而哭，孝心感动了天地，竹笋破土而出，这就是“二十四孝”中“哭竹生笋”。孟嘉也很孝顺母亲、友于兄弟，他少时失父，与母亲和二弟同住，做到“母在堂，兄弟共相欢乐，怡怡如也”（《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呈现出温馨和睦的人伦之乐。孟嘉既有名士风度，又擅长文学，与许询、孙盛等名士胜流都有交往，深受庾亮、桓温等名门望族的赏识。孟嘉娶了陶侃的第十个女儿，陶渊明的外婆就是他的祖姑母。

　　孟嘉的弟弟孟陋，少时正直而高尚，不以布衣蔬食为意，唯专心读书，一生未曾出仕，既不讨论政治，又不留心交游。他为人极为孝顺，母亲去世，因哀伤过度而瘦骨嶙峋，甚至有死亡之虞。他擅长“三礼”之学，又注释《论语》，学问堪为一代宗师。时人赞赏其人品，又称叹其学问，觉得不宜隐居山野，故推荐给权势煊赫的桓温。桓温自忖此等高士，宗室会稽王司马昱权倾朝野，尚且不能邀致，更遑论自己了。孟陋在士林中声望很高，据说京城显贵们想一睹他的风采，谎称在京任职的孟嘉病重，孟陋闻讯急急忙忙地晋京，显贵们看到他后，无不赞叹，甚至说孟嘉有这样的弟弟接续他的德业，纵然真的死去又有何妨！

　　陶渊明继承了孟嘉、孟陋兄弟的道德遗风，树立起高尚的道德情操。陶渊明出任彭泽令八十天后选择辞官归隐。《宋书·陶潜传》记载：“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郡统辖县，督邮相当于监察官，考察地方上的政治得失利弊，检查地方治理成绩，掌握着很大的权力。陶渊明作为县令，当然应该衣冠整齐地接待，但陶渊明不愿意向那些学问道德不好的人卑躬屈膝，于是挂印解职。檀道济是江州刺史，属于称霸一方的封疆大吏。陶渊明因为“躬耕自资，遂抱羸疾”（《晋书·陶潜传》），长期营养不良，贫病交加，已经缠绵病榻有日了。檀道济探望他，劝导道：“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陶渊明答道：“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南史·陶潜传》）檀道济同情他的处境，以生当文明之世勉励他出来做官，陶渊明以自谦式的口吻回绝了他。檀道济知道无法说服他，于是“馈以粱肉”，但病饿多日的陶渊明并不接受，毅然挥去。陶渊明对污浊的社会现实已经失望透顶，表达了绝不合作的断然态度，自然不会同意檀道济那样春风得意的人所渲染的“文明之世”。

　　陶渊明将劳动与读书结合起来，他说“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读山海经》其一），语气中分明传递着亦耕亦读的快乐，诗人在劳动之余仍然不废读书，说明始终保持读书的习惯。诗中又说“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可见陶渊明的读书是自由而随意的，故能享受阅读的乐趣。陶渊明说“得知千载外，正赖古人书”（《赠羊长史》），古人的书籍正是诗人思接千载的主要媒介。陶渊明之所以能够感受到“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正是因为读书，使他在劳动中能体会到古代隐士高人的乐趣。陶渊明还自称“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五柳先生传》），他的读书不拘泥于文字的训解，而是从崇尚自然的观点出发，融会书中的意思，来丰富自己的思想。

　　陶渊明既不把读书看作清言玄谈的资本，又不当成安身立命的事业，而是作为人生的乐趣。正是没有世俗功利的侵扰，陶渊明能够收获比常人更多的阅读体验。陶渊明的读书是最纯粹的读书，《论语》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荀子》说“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所谓“为己之学”就是提高自身修养的学问，是身体力行的践行道德，而“为人之学”不过将学问视为获得功名利禄的工具而已。

　　陶渊明是魏晋自然主义的杰出代表，其思想核心是崇尚自然。陶渊明说“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归去来兮辞》），“矫厉”即矫揉造作，是自然的反面；又说“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陶渊明的自然是返归和保持自己本来的、未经世俗异化的、天真的性情，按照自己的本性自然而然地生活，不抵触名教，不倡导养生求仙、长生不老，不受外界的束缚干扰，与大自然融为一体。他的自然观念也受到了外祖父孟嘉的影响，孟嘉也将自然奉作审美的极致。在回答为什么说“丝不如竹，竹不如肉”时，他说“渐近自然”（《晋书·孟嘉传》）。

　　温馨和睦的家庭气氛

　　陶渊明的家庭温馨和睦，他有一个“志趣亦同”的妻子。

　　翟氏是陶渊明的第二个妻子。陶渊明曾回忆说“始室丧其偏”（《示庞主簿邓治中》）。据《礼记·内则》“三十而有室”可知“始室”指三十岁。陶渊明三十岁的时候，结发之妻不幸去世，翟氏是陶渊明的续弦。萧统《陶渊明传》说“其妻翟氏，亦能安勤苦，与其同志”。《南史·陶潜传》亦说她“志趣亦同，能安苦节，夫耕于前，妻锄于后”。翟氏与陶渊明志同道合，皆能不慕荣利、安于劳苦。元代王质撰《栗里年谱》认为翟氏出身崇尚隐逸的豫章名族浔阳翟氏，这是极有可能的。陶渊明能够在困难之时毅然拒绝馈赠和做官的机会，且皆能得行其意，没有妻子的支持，是难以想象的。

　　陶渊明对待孩子平和宽厚。陶渊明以博学好读书著称，但他的孩子们似乎未能继承他的优良基因。《责子》诗云：

　　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

　　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

　　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

　　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

　　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

　　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

　　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

　　长子阿舒十六岁，十分懒惰；次子阿宣到了十五岁，无心文术；三子阿雍、四子阿端已经十三岁，还不能认字和算术；幼子阿通近九岁，只晓得觅食。五个儿子似乎不甚长进，陶渊明的无可奈何溢于言表，但也绝无愠怒之意。这首诗颇有游戏的况味，我们从中看到了陶渊明的风趣和慈祥，感受到其顺乎自然的为人处世观念。

　　陶渊明年轻的时候曾经对孩子们寄予了殷切的厚望。《命子》诗是陶渊明二十七岁左右的时候初得长子时所作。诗中说“三千之罪，无后为急。我诚念哉，呱闻尔泣”，心心念念的儿子终于呱呱坠地，喜悦之情跃然纸上。陶渊明特意选择典雅的四言诗，模仿《诗经》的雅颂体，表达期待孩子继承和复兴家业的庄重态度。《命子》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向刚出生的儿子介绍家族的辉煌历史，赞扬自唐尧以来功勋卓著的先祖，其中述陶侃、陶茂和其父的功业品德部分已见前文。第二部分是感叹自己盛年不再，无法企及先辈的成就，将成才的殷切期望寄托在儿子身上。他特意选择吉日良时给长子取名叫陶俨，“俨，敬也”（《尔雅·释诂》），又取字为求思，来自《礼记·曲礼》的“俨若思”，郑玄注谓“人之坐思，貌必俨然”。据“尚想孔伋，庶其企而”句可知，思亦指孔伋（字子思），求思即以子思为追求对象，因为孔子的嫡孙子思传承和发扬了孔子的学问。陶渊明希望长子能培养“温恭”的性格，以子思为榜样来丰富自己的学识，规范自己的德行。陶渊明固然希望子俨“夙兴夜寐，愿尔斯才”，但也说“尔之不才，亦已焉哉”，表达了乐天知命的平和态度。

　　陶渊明在“年过五十”的时候，给五个儿子修了封富有告诫意味的家书，即《与子俨等疏》。此时的陶渊明年老体衰，疾病缠身，感到死亡迫在眉睫，他说：“疾患以来，渐就衰损，亲旧不遗，每以药石见救，自恐大分将有限也。”然而面对死亡，陶渊明仍然一如既往地豁达，文章开篇即说：“天地赋命，生必有死；自古圣贤，谁能独免？”生死是人类的常态，即使圣贤也不可避免。陶渊明自谓“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而“黾勉辞世”，因为自己的性格刚直、不善逢迎而选择辞官归隐，结果使孩子们“幼而饥寒”，早早地承担“柴水之劳”。陶渊明从来没有后悔自己辞官的选择，但是家庭的贫困让孩子们吃尽了生活的苦头，使他感到非常愧疚。行将就木之人别无所求，只望同父异母的五个兄弟“当思四海皆兄弟之义”。历史上的鲍叔牙、管仲和归生、伍举，都是没有血缘关系的朋友，尚且能相互帮助建立功业。汉代韩融仕至高位仍与兄弟同居，晋代汜毓七代人无怨无悔地共享财产。陶渊明希望血脉同源的孩子们能诚挚地学习前贤的优良品格，友好相处，互相扶持。陶渊明的殷殷告诫中，既继承了孟嘉孝顺萱堂、友于兄弟的光荣传统，又吸取了陶侃死后诸子争权夺利导致家族衰落的历史教训。事实证明，陶渊明的孩子们虽然未能重振祖先功业、赓续父亲风雅，但也都靠诚实的劳动创造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

　　陶渊明的家训，属于春风化雨式的温和告诫，并没有板起面孔一本正经地说教，这与陶渊明诗歌的平淡自然如出一辙。陶渊明《与子俨等疏》在描绘自己自由自在的隐居读书状态说：“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他在阅读时如饥似渴，高兴得忘记了吃饭，如此日复一日，不知不觉发现季节已经变化。尤其是暑热时节高卧北窗，偶遇凉风袭来，感觉无比惬意。陶渊明何以在遗嘱性质的家书中对孩子们提及此事？很显然，陶渊明践行的是老子提倡的“不言之教”，他通过身体力行的读书生活来给孩子们树立榜样、进行启迪。

　　陶渊明从其家族传承而来的劳动热情、阅读志趣、道德风范和陶渊明营造的和睦家风，至今仍然熠熠生辉。（徐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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