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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觉醒年代》看觉醒

　　

　　

　　“为了你们不再流离失所，人人都能当家作主，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能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为了人人都受教育，少有所教、老有所依，为了中华民富国强，为了民族再造复兴，我愿意奋斗终生！”

　　近日，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剧《觉醒年代》于央视一套开播，片花里的这段独白不断激荡着观众的心。中国共产党是由怎样一群人创建的？他们的初心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何处是源起？中国为什么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从剧中，可以找到答案。

　　南陈北李的第一次“交手”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史上一段广为传颂的佳话。那么，“南陈”与“北李”是如何走到一起的？他们的第一次“交手”，谈论的是什么问题？剧中一开篇，就展现了陈独秀与李大钊相识的过程。

　　1915年，在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进步留学生李大钊、高一涵等与主张复辟帝制的学生张丰载、刘一品等开展激烈辩论。李大钊慷慨陈词“唤起民众觉悟、推翻封建思想、振作民族精神”，引起了流亡日本的革命者陈独秀的关注。遭到学生误解围攻的陈独秀，在李大钊帮助下脱困，二人相见恨晚，就中国的救国之道展开讨论。

　　其实，早在这次相遇之前，陈独秀与李大钊就曾在章士钊主办的《甲寅》杂志上，有过一段关于爱国主义的对话。

　　袁世凯窃取国家权力后，以国家、民国的天然代表自居，称那些反对他复辟活动的革命党人，是“以破坏国家为主义者也”，称“但使一息尚存，亦不许谋覆国家之凶徒以自恣”。他打着“国家”与“爱国”的旗号，对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加以镇压。对此，全国人民极为愤怒，纷纷采取不同形式予以反抗。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究竟还值不值得爱？怎样爱国才是正确的？这些问题在先进知识分子中引起很大关注。

　　1914年11月，陈独秀基于对现实的悲愤，在《甲寅》杂志第1卷第4号上发表了《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对“国家”与“爱国”进行思考与探讨。文中指出，中国并未形成“近代国家观”，国人也没有爱国的“自觉心”。陈独秀认为，爱国要有立场，不能把爱国与效忠袁世凯混同起来，打着爱国旗号来掩饰窃国行为。他写道，若国家为民者则可爱，若国家为害民者则不可爱，“不知国家之目的而爱之则罔，不知国家之情势而爱之则殆”，盲目地去爱国，就会上当受骗。

　　当时的中国，陈独秀的所思可谓是对旧有观念的打破，让人耳目一新。但即便是这样，李大钊还是从此文中发现了一些问题，于是撰文予以回应，标题即为《厌世心与自觉心》。

　　李大钊抓住的是陈独秀文章中表现出来的“厌世”态度，即他对旧社会“破”多“立”少。只说缺点容易让人产生误会，特别是李大钊从自己同学那里得到的反馈，是从陈独秀的文章中已经看不到中国的希望了。李大钊认为，这个问题必须说清楚，需要进一步阐发。

　　“中国至于今日，诚已濒于绝境，但一息尚存，断不许吾人以绝望自灰。”李大钊文的题目虽然有“厌世”二字，但是他要表达的却是反对这种消极的态度，呼吁人民不要放弃爱国主义信念，要提振信心。文中有一段话这样写道：“自觉之义，即在改进立国之精神，求一可爱之国家而爱之，不宜因其国家之不足爱，遂致断念于国家而不爱。更不宜以吾民从未享有可爱之国家，遂乃自暴自弃，以侪于无国之民，自居为无建可爱之国之能力者也。”

　　这里李大钊想说的是，爱国，就去建设一个可爱的国家；不能反过来从自己的角度考量，这个国家是否值得爱，才去做点什么。真正的爱国者，也可能会“爱之深责之切”，但绝不会停止行动。

　　李大钊还特别指出，陈独秀的文章是通过激烈的方式唤醒民众的“爱国心”，其文必有弦外之音，因此李大钊撰写这篇文章就是试图“申独秀君言外之旨”。

　　李大钊的观点，给陈独秀极大启发。在早稻田大学相遇后，陈李二人便就爱国这一问题展开更深入的讨论。虽然二人的文章对爱国主义的书写角度不一，但对爱国的追求却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让二人相见恨晚，成为他们日后在北大合作共事、共同领导新文化运动、相约建党的思想基础。

　　爱国不是一个人的事业，同路人越多越好。由“我”而“我们”，正是爱国这一宝贵情感的升华所在。所谓《爱国心与自觉心》与《厌世心与自觉心》之争论，实际上已经为一个觉醒的时代拉开了序幕。

　　青年毛泽东的思想转变

　　剧中第三集，青年毛泽东正式登场。

　　毛泽东的出场是在一场雨中，首先呈现出的，是他踏水而来的脚步。

　　这一画面的想象源泉，或许是来自闻一多先生的诗歌《死水》。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泥泞污浊，但是，被青年毛泽东一脚踏开，不复存在。接下来的画面，便是他迎雨奔跑。他没有带伞，只是抬手遮雨、冒雨前行，象征着他不畏艰险、毅然无惧，同时也意味道路曲折、崎岖无比。不过，此时的毛泽东，显然已经找到了踏开这一沟死水、迎击这一场风雨的办法——他的怀中夹着《青年杂志》（《新青年》前身）。

　　为了救亡图存，青年毛泽东上下求索，寻求救国真理。在读书求知与斗争实践中，毛泽东最终选择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这一过程中，1918年夏和1919年冬的两次北京之行，深刻推动了他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

　　1918年4月，毛泽东提议成立并主持会务的新民学会在长沙成立。同年8月，为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等十余人第一次由长沙前往北京。

　　在景山东街吉安所左巷8号，毛泽东与蔡和森、罗章龙等八人共同租住在三间狭小民房中，“隆然高炕，大被同眠”。毛泽东对此记忆尤深：“我们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时候，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来。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这些有志青年为了国家，为了理想，忍住清苦饥寒，在北京城四处奔走。

　　1918年11月，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在天安门广场发表了题为《庶民的胜利》的演说。这篇演说后来和他的另一篇文章《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一同刊登在《新青年》杂志上。李大钊满怀信心地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演说现场的听众中，就有25岁的毛泽东。为解决生计问题，在恩师杨昌济的引荐下，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担任助理员。也就是从那以后，毛泽东开始具体了解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

　　1918年的北京大学，绝对是学者名人汇集的地方。作为毛泽东直接上司的李大钊，是影响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启蒙人。在李大钊的帮助和带动下，毛泽东得以阅读、钻研了当时图书馆收藏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参加各种社团活动与讨论，迅速地朝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当时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也是指引青年毛泽东不断前进的导师，毛泽东还就读于湖南第一师范的时候，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就深深打动了他。而早在1917年，毛泽东就在《新青年》第3卷第2号上发表署名“二十八画生”的文章《体育之研究》，明确提出“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

　　1918年的北京之行，是毛泽东的思想向马克思主义转变的开端。很快，毛泽东返回湖南，虽然错过了不久之后在北京爆发的“五四运动”，不过凭借在北大学习到的新闻知识，他主编《湘江评论》，热情歌颂十月革命，认为这个胜利“必将普及于全世界”，“我们应当起而仿效”。在湖南的斗争实践中，他研究、比较和检验了各种主义学说。

　　青年毛泽东彻底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则是第二次到北京时。1919年底，毛泽东因“驱张运动”再次到北京。他与李大钊、邓中夏等人建立了更为密切的联系，在“亢慕义斋”中阅读了大量有关共产主义和十月革命的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到了一九二零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两次北京之行，是毛泽东走上革命道路的重要一步。三十年后，这位昔日的图书馆助理员，站在离北大红楼数里之遥的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了新中国的诞生。

　　脱下长衫 走入工农

　　剧中第四集，刚从日本回国的李大钊，在北京前门大街结识了长辛店工人葛树贵。葛妻因没钱给孩子治病当街跪着乞讨，葛树贵阻拦妻子乞讨，认为穷人应有穷人的尊严。李大钊于是典当了自己的值钱衣物，又向《晨钟报》预支了工资，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中学生赵世炎一起帮助葛树贵夫妇给孩子治病。

　　葛树贵后来成为了一名工人领袖，牺牲于“二七”大罢工中。长辛店也因在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以及推动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中发挥了独特作用，被誉为“北方的红星”。

　　1920年底，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提出“到工人中去”的口号。当时的长辛店，是京汉铁路北段的一个大站，聚集了工人三四千人。党组织委托邓中夏等到长辛店筹办劳动补习学校。1921年1月初，学校正式成立，以“增进劳动者和劳动者的子弟完全知识，养成劳动者和劳动者的子弟高尚人格为宗旨”。

　　学校分日夜两班，夜班是工人上课，设立了国文、法文、社会常识、科学常识、工场和铁路知识等课程；日班是工人子弟上课。教员大都由北大师生担任。

　　尤其让工人们铭记的是李大钊来学校授课。那是三月的一天，听说李大钊来了，工人们蜂拥而至，以至于把教室里的桌子全搬出去，大家站着听，可还是挤不下。李大钊说：“你们要好好学文化，学技术，你们工人可不矮呀，工人够上天那么高呀！”说着，回身在黑板上写了个“工”字，又在“工”字下面添个“人”字，两个字一连就是“天”字。

　　在李大钊的亲身示范下，教员们讲课是先教识字，再讲革命道理，注意把提高文化水平和传播革命思想结合起来。他们以通俗的语言、生动的事例，讲工人为什么受苦受穷，为什么要组织起来，讲外国工人怎样与资本家作斗争……讲课生动易懂，深受欢迎。工人们眼界得到拓展，阶级觉悟迅速提高，参加革命运动的热情日益高涨。1921年的劳动节，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成立，这颗北方劳动界的明星开始发光。

　　陈独秀到上海后，亦积极在上海工人中开展活动。他在各种工人集会发表演讲：“社会上各项人，只有做工的人是台柱子”“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劳动者要想觉悟起来，要分两步：第一步“要求待遇改良”，第二步“要求管理权”。陈独秀讲得非常动情，对于世代被压榨被贱视的工人阶级来说，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他们受到极大震动。

　　在走进工人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忽略中国广大农村农民的利益。他们先后投入到火热的斗争实践中去解决农民疾苦，毛泽东是其中一个杰出代表。

　　毛泽东对于农民问题很熟悉。他生于农村，自幼与农民有较多接触，对他们怀有真挚而深厚的感情。还在学生时代，他就多次深入农村进行调查，了解农村和农民的情况。1925年回到家乡韶山从事农民运动，毛泽东发现农民虽然是受苦的阶级，但是“非常富有战斗性”。后来，他在广州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还撰写了《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重要文章。他认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

　　从李大钊、陈独秀到毛泽东……尚且年幼的早期中国共产党党员无疑以文质彬彬的知识分子为主，然而，为了切身体会百姓的疾苦，为了唤起工农千百万，他们脱下长衫，走进工厂，走向田野，走入百姓。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仅是一批知识分子的觉醒，它还是中国工人阶级的觉醒、全体中国人民的觉醒。而这，成为中国共产党鲜活生命力的根源所在。（郝思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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