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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伟大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战略指导

　　

　　运用高超的战争指导艺术以劣胜优、战胜强敌，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战争实践中锻造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军事法宝。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和党中央灵活掌握和运用战争大海中的“游泳术”，指导人民军队打败了国内外异常凶恶的敌人，以鲜血和生命为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奠定了牢固根基。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和党中央以高瞻远瞩的战略智慧、敢打必胜的战略气魄，领导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性决策，指导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敌我力量极其悬殊的条件下打赢了这场立国之战，取得了军事上政治上的辉煌胜利。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站起来后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宣言书，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对中国和世界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在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之际，回顾总结新中国的开国领袖在这场战争中的战略指导艺术，对于我们今天赓续弘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有效应对风高浪急、日趋复杂的新风险新挑战，不断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具有重大现实启示意义。

　　一、统筹政治大局和战略全局，坚持以战止战、以武止戈，以非凡气魄和胆略作出出国作战重大决策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政府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纠集以美国为首的16个国家组成所谓“联合国军”，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7舰队侵入台湾海峡。1950年10月初，美军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朝鲜党和政府请求中国直接出动军队给予援助。刚诞生不久的新中国，面临着十分艰险的战争抉择和严峻考验。毛泽东和党中央站高望远，科学把握时代发展大势，以宏阔的视野统揽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在毅然下定出兵朝鲜决心的同时精心筹划战争规模、战争方式等，实现了以小战止大战、以外线作战达成内线防御目的，消弭了战争发动者的侵略野心。

　　坚持维护长远利益处理好“打”与“建”。抗美援朝战争决策，极其难以下定。当时面临的形势是：一方面，历经多年战乱国家百废待兴、百业待举，恢复生产建设的任务十分繁重，党的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以三年左右时间实现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中心任务；另一方面，大敌当前，美帝国主义把刀架在我们的脖子上，维护新生政权生存的任务十分紧迫。经过全面衡量利弊，毛泽东和党中央正式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主要考虑是“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维护我们的长远利益。首先，坚持以打促建、以建促打，保障国家长治久安。1950年10月13日，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指出：“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从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目标出发，毛泽东和党中央统筹“抓建设”与“保生存”两大任务，把军事战略重心从东南转移到东北，以反侵略战争为国家建设提供安全保障，以国家建设为打赢战争提供物质支撑，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巩固新生政权的同时，抓紧推进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这就为全面展开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国内外条件。其次，发扬伟大国际主义精神，支持世界民族解放运动。毛泽东把抗美援朝战争纳入时代大势中来考量，一个重要用意是打击国内国际反动气焰，避免东方乃至世界革命可能出现的不利局势。这一点他曾多次提及，“因为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历史证明，这场战争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鼓舞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信心，有力推动了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事业的发展。

　　坚持以局部战争制止更大规模侵略战争。毛泽东明确表示，我们不是战争爱好者，我们是和平爱好者。但是，中国决不惧怕战争，当有人把战争强加于头上的时候，将坚决以战争回应战争，以战争制止战争。如何实现以战止战，用战争消灭战争？一个方式是，以全面战争反对全面战争，例如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等；另一个方式是，以小战制止大战，例如抗美援朝战争、新中国的历次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等。从某些方面讲，以小战制止大战的要求更高。为了维护国家的总体和平，避免或减少对国家政治全局的干扰冲击，毛泽东和党中央在决策出兵朝鲜问题上精心设计，尽可能把战争控制在有限范围内。首先，确定以“志愿军”而不是“解放军”的名义出兵，这就避免了给美国对中国宣战以口实；其次，将战争限定在朝鲜半岛区域，“不使美军的侵略行动扩大成为世界性的事件”，这就促成了战争规模的局部化；再次，严格限定战争目的，在第五次战役之后将战争目的由彻底把美国军队驱逐出朝鲜转变为恢复战前状态，这就减少了战争越打越大甚至引发世界大战的风险；最后，坚持不打则已、打则必打痛打怕对方，通过狠狠教训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使其深刻认识到惹翻了中国人民是“不好办的”，这就真正达到了以战止战的目的。

　　坚持以外线反击作战达成战略防御目的。毛泽东指出：“积极防御，又叫攻势防御，又叫决战防御。”他在《论持久战》中提出“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认为在战略上开展防御、持久、内线作战的同时，在战役和战斗上应进行进攻战、速决战和外线作战。后来他进一步提出，要采取追击战略，“将敌人的出发根据地的侵略武装力量加以解除”。从实践看，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场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大都是坚持敌可以来、我就可以去，在敌人对我发动军事入侵、我们取得自卫反击权后，采取外线反击作战打败敌人。毛泽东和党中央在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决策的同时，也明确采取境外作战方式，以外线反击作战达成战略防御。历史证明，这一决策是十分必要、正确的。为了支援朝鲜政府和军队、维护我国东北边疆安宁，志愿军必须到朝鲜境内迎战“联合国军”。如果等到美国把朝鲜政府和军队完全打垮后我们再出兵，我们只能做边境线上迎战美国的准备，并且必须随时防止美军突然越过鸭绿江，把战火烧到中国东北，这将使我处于很大的战略被动。从更长远来看，如果美国从朝鲜战争的胜利中受到鼓舞，战争野心会进一步膨胀，这将大大降低我国安全系数，增大国家安全隐患。正是基于以上考虑，1970年毛泽东跟金日成谈起出兵朝鲜决策时指出，志愿军要保家卫国，“要到那个地方去保，那个地方去卫”。

　　毛泽东毅然作出出国作战的战略决策，深刻启示我们：兵者国之大事，战争决策事关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在战争“打不打”这一决策问题上，关键是要从战略大局出发，坚持军事服从政治，坚持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当长远利益不允许时，必须以足够的战略定力经得起各种鼓动，坚决忍住不出手；当长远利益需要时，必须以超凡的意志力决断力下定打的决心，并做好付出一定代价的准备。为了达成积极防御的战略目的，还需要进一步明确采取什么样的战争方式，是小打还是大打、是内线作战还是外线作战。从应对反侵略战争的历史经验看，局部战争和外线反击作战是我们常用的战争方式。

　　二、力争主动以驾驭战争发展进程，进行科学预置与灵活调整，做好战争准备、开局、转换和收局

　　毛泽东和党中央深刻认识和把握战争规律，娴熟利用战争中的不确定性，领导志愿军立足最坏可能做好战争准备，并根据战场发展变化灵活调整作战计划，适时转入战略反攻、战略防御，周密筹划战争收局，推动战争枢纽有序转换、战争阶段有机衔接，导演了一幕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战争活剧。

　　立足最坏可能提前进行战争布局。毛泽东认为，战争固然具有“盖然性”亦即不确定性，然而战争指导者是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克服这种不确定性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坚持不打无把握之仗”，充分做好各项战争准备工作。在抗美援朝战争准备上，他强调立足于最困难最复杂情况，未雨绸缪搞好战略预置，特别是展开作战力量布势，确保初战必胜。朝鲜战争爆发三天后，毛泽东就指出：“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随后，毛泽东和党中央迅即决策组建东北边防军，调集4个军及3个炮兵师等部队，摆在中朝边境地区（后又增调1个军），同时又在二线、三线调集6个军作为战略机动部队，做好应付复杂局势的准备。对于我军参战后可能面临的战争局势，毛泽东和党中央作了以下三种估计：一是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侵略军；二是在朝鲜不能大量歼灭美军，战争形成僵局；三是能够在朝鲜坚持作战，迫使美国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态度是争取第三种情况的出现，防范和准备出现第二种情况，后来确立的总原则是“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在志愿军渡江入朝后的最初几天内，毛泽东为“争取打好出国第一仗”，一日连发数电进行指导。这些充分的战争准备工作，使摆在中朝边境的我军兵力对敌军形成相对优势，为志愿军初战一举取胜打下了基础。后来的战争发展，从总体上看，也没有超出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预先估计。

　　把握先机灵活推动战争阶段转换。毛泽东善于见微知著，综合各类信息特别是战场上敌我态势，科学预判战争发展走向，准确把握战争关节枢纽，以先发制人举措推动战争进程向有利于我的方向发展。出兵朝鲜之初，毛泽东和党中央抓住完全出敌意料的突然性，下令志愿军调整作战方针，由原定的防御作战转为在运动中歼敌，立即发起战略反攻并连续进行几次战役，打了“联合国军”一个措手不及。随着战争在三八线地区出现相持局面，毛泽东适时制定“持久作战、积极防御”作战方针，志愿军以阵地战为主要作战形式，作战与谈判紧密配合，由此转入战略防御阶段。这一阶段，毛泽东指示我军提高警惕，做好谈判期间应对敌人来自空中、地面以及海上进攻的准备，要求“如遇敌军大举进攻时，我军必须大举反攻，将其打败”，不断巩固了我军战线。最终的结局是，“我们越战越强。美国人攻不动我们的阵地，相反，他们总是被我们吃掉”。这就为后来我们胜利实现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根据敌我力量消长筹划战争收局。从战争史看，在结束战争问题上往往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一方被另一方彻底打败甚至基本消灭，战败方无条件投降；另一种是双方谁都无法占据绝对优势，这就需要以谈判方式结束战争。早在1951年6月，毛泽东和党中央综合考虑国内外形势及战场力量态势，为志愿军确定了“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战略方针，决定通过政治谈判结束战争。战争结束目标是恢复战前状态，全力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这既适应我国政治大局的要求，又与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状况基本相符。其后两年多，我们围绕这一战争目的进行不懈斗争，终于迫使美国于1953年7月27日签订停战协定，抗美援朝战争至此胜利结束。

　　毛泽东驾驭战争发展进程的经验做法，深刻启示我们：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不确定性是现代战争的突出特征。我们必须大力增强驾驭战争能力，以科学的主观指导来克服战争发展不确定性，使其向着有利于我的方向发展演变，坚决避免战局发展失控、脱离预先轨道。这里关键是做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搞好战略预置，既要坚持底线思维立足最坏可能做好准备，又要坚持前瞻思维预测战局发展抢占战争先机；二是高度机动灵活，根据快速发展变化的战场情况随时作出新的调整部署，并给予前线指挥员充分的自主指挥权，确保我方主观指导始终与客观实际相符合；三是把握战争关节枢纽，根据战场敌我力量对比消长变化，积极推动战争环节有序转换，掌握战争发展演变的主动权。

　　三、坚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紧盯战争之变与对手之变，扬长避短创造新的制敌战略战术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毛泽东和党中央着眼新的战争样式、作战对手及战场实际，创新发展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用兵新法，先后解决了“能不能打”“能不能守”“能不能保证给养”“能不能打破细菌战”等问题，把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运用到极致。

　　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及时转变战争观念。毛泽东指出：“战争时期，战争就是学习。”“战场就是学校。”新中国成立后，我军面临的战争性质由国内统一战争转变为对外反侵略战争，战争样式也由现代化程度不高的国内战争转变为有强敌介入的现代化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与美军的交手，让毛泽东深切地认识到这一点。他深有感触地指出：“依靠我们过去和较为落后的国内敌人作战的装备和战术是不够的了，我们必须掌握最新的装备和随之而来的最新的战术。”他认为，我们过去打了20多年仗，在现代化战争中不能抱着老的作战经验不放，用老办法打歼灭战就不适应新情况了。为此，他提出“抗美援朝战争是个大学校”，要求全军抓紧适应新的战争样式，由应对现代化程度不高的国内战争向应对现代化战争转变。这就引导全军官兵打破了国内战争思维观念的束缚，抓紧学习研究掌握打赢现代化战争的新战法打法。

　　强调知彼知己摸清强敌的弱点强项。毛泽东指出，帝国主义貌似很强大，但本质上是“纸老虎”，要在战略上藐视它们，在战术上重视它们，关键是要摸清其软肋。毛泽东在长期指导战争的过程中，注重摸清不同对手的特点，据此采取有针对性的战略战术。在朝鲜战场上，我军首次遭遇美军这样陌生的强大对手，一度面临很大挑战。毛泽东深入分析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面临的矛盾问题，指出战争长期打下去对美国不利，原因在于美国要死人、要用钱、其国际国内有难以克服的矛盾、战略重点是欧洲；资本主义不是铁板一块，“联合国军”貌似人多势众，其实是“纸老虎”。通过一段时间的较量，逐渐摸清了美军情况：其长处是武器装备机械化程度高，拥有制空权和制海权；弱点是军队士气不高，战术不灵活，尤其怕近战、夜战，总体看来是“钢多气少”。这就为我们从战略上藐视敌人，勇于开展对强敌斗争，鼓足了信心和勇气。与美军相比，我军的弱点是武器装备落后，军队现代化水平很低；我军的长处是有人民的广泛支持，战术灵活，士气高涨，战斗意志旺盛，部队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官兵主观能动性得到了充分发挥，总体看来是“钢少气多”。据此，毛泽东强调扬长避短，指导我军以己之长克敌之短，以“钢少气多”力克“钢多气少”。

　　总结战争实践经验创造新战法打法。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停止的，而是向前发展的，现在提出的军事原则“也要根据今后战争的实际情况，加以补充和发展，有的可能要修正”。他在长期军事生涯中，领导我军每打一仗就及时总结战场经验，创造发明新的战法打法，并在战争实践中进一步检验，不断丰富发展了我军战略战术宝库。在志愿军作战问题上，毛泽东认为，首要的是“能否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他着眼歼灭敌军有生力量，要求志愿军刚入朝时成师、成团地歼灭美军，但几番交手后认识到美军战斗力远超内战中的国民党军队，因而总结经验提出用“零敲牛皮糖”办法歼灭敌军，以后又提出“多打小规模的歼灭战”，通过集中兵力造成了我军在战役战斗中的优势。毛泽东针对战争呈现长期化趋势，决定在朝鲜采取轮番作战方针，既解决了志愿军战场休整和持续作战问题，又有效地锻炼了部队。与在革命战争年代提出“反对固定的作战线和阵地战”不同，毛泽东从实际需要出发，根据抗美援朝战争特点，指导志愿军在坚守防御中构筑了以坑道为骨干的坚固防御体系，创造了一套依托坑道进行攻防作战的战术，积累了丰富的阵地战经验。毛泽东还指导我军利用夜间争取行动自由，创造了一套有效的夜战战术；抓住美军现代化装备对后方和道路依赖性大的弱点，大胆实施迂回包围战术并切断敌军后路；采取一切可行手段，组织对空防御和保证物资运输，建立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这一系列新的战法打法，极大限制了美军优势武器装备的作用，较好发挥了志愿军的优势特长，解决了在敌我力量极其悬殊条件下如何制胜强敌的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

　　毛泽东创造新战法打法的经验做法，深刻启示我们：无论什么形态的战争，战场上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然而，不同的战争条件、不同的对手与战场，实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方式途径大相迥异。战争指导者必须牢牢立足于所处时代的物质技术条件，深入分析和把握敌我双方的优劣长短，灵活利用战场时间与空间因素，探索发明扬长避短、以非对称方式制胜强敌的方法。实践出真知，一切战法打法都来自于战争实践。战争指导者必须遵循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作战理论生成链路，充分尊重前线官兵的创造，善于从战场鲜活经验中凝练新的克敌制胜之道。

　　四、发扬人民战争优良传统，综合运用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多种斗争手段，以总体战方式战胜对手

　　抗美援朝战争实际上是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全面较量。毛泽东和党中央在指导这场战争时，使用国家政权力量动员整合举国资源，运用多种斗争手段开辟第二条战线，有力配合了正面战场作战，汇聚形成制胜强敌的人民战争总体战伟力。

　　广泛发动人民群众增强战争可持续力。毛泽东坚持“兵民是胜利之本”，认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毛泽东和党中央紧紧依靠和组织动员广大人民群众，通过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和各级总分会、分会，在全国展开了消灭亲美、恐美等错误心理的抗美援朝宣传教育活动。在此基础上，广泛深入开展抗美援朝运动，动员全国各族各界人民以各种方式参与和支持战争，充分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工作生产积极性，有力支援和保证了国家建设的恢复，以新型人民战争“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例如，全国人民空前踊跃地报名参加志愿军，到处出现了母亲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兄弟争相入伍的感人场景。毛泽东的爱子毛岸英报名参战，被彭德怀称为“志愿军第一兵”，后来壮烈牺牲在朝鲜战场上。自1951年6月1日至1952年5月31日的一年中，全国各界用于购买武器钱款共为55650亿余元人民币，以每架飞机15亿元计算，可购买3710架飞机，尚余人民币6230万元。毛泽东在总结抗美援朝胜利的经验时深情地指出，“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战争是人民战争，全国人民支援，中朝两国人民并肩战斗”。

　　积极开展政治、经济、外交等斗争配合战场行动。抗美援朝战争涉及多方，外交战、舆论战等贯穿其中。毛泽东立足大国间复杂矛盾纵横捭阖，亲自领导开展这些领域的斗争，有力争取了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打击了以美国政府为首的战争贩子。一方面，为新中国争取国际支持。《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后，毛泽东曾指出：“帝国主义者如果准备打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请好了一个帮手。”在抗美援朝战争出兵、作战、停战谈判等一系列问题上，中、苏、朝相互支持，为赢得战争胜利提供了重要条件。例如，在苏联政府提供空军装备援助的基础上，志愿军空军在战争中迅速发展壮大，同苏联空军并肩作战，给予美国侵朝空军以沉重打击，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另一方面，积极主动开展对美政治、经济、外交等斗争。毛泽东曾指出：“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是我们外交斗争的必须形态。”在谈及对美斗争的方针策略时，他认为应是“主动的、攻势的和有理的”。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毛泽东和党中央以孤立和打击美帝国主义这个主要敌人为目标，在国内外开展广泛的舆论宣传，在各种外交场合控诉美国侵略朝鲜和我国台湾的罪行，想方设法打破美国通过联合国操纵西方国家对我实行的经济封锁、禁运，针对美国在联合国内外对我的孤立和限制进行反孤立、反限制，争取国际朋友建立统一战线。这些都有力地配合了战场上的作战行动。

　　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以打促谈。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我们党在打打谈谈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曾经创造了以打促谈促和的北平方式。毛泽东认为，实施打打谈谈的策略原则，最重要的就是必须取得军事优势，即边打边谈，以打促谈，以打促和。抗美援朝战争历时2年9个月、谈了近2年1个月，双方先后围绕军事分界线和遣返俘虏两个问题展开激烈斗争。在停战前夕，为了打击公然破坏战俘遣返协议的李承晚集团，志愿军发起金城战役，将其4个师打残，有力配合了停战谈判。由于我们掌握了战场主动权，美国没有能力在军事上打破僵局，并且面临国内外的巨大压力，最后不得不在停战协议上签字，接受输掉了这场战争的事实。毛泽东在指导实施打打谈谈策略上，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高度统一，在涉及根本利益的重大原则问题上不让半步，甚至不怕谈判破裂，但在不损害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又视情况做出某些让步，以体现我们争取和平的诚意，最终达成符合我战略目的的协议，形成了有利于我方利益的战后安排。

　　毛泽东领导进行人民战争的经验做法，深刻启示我们：现代战争虽然制胜渠道多种多样，但最根本的还是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最大限度发挥国家总体战的优势。当前，大国博弈矛盾冲突十分激烈，我们必须认清战争风险，高举正义战争的旗帜，坚持军事斗争与政治、经济、外交斗争相结合，深入探索人民群众全员参与、生产力要素全面支撑、力量资源全维度投入的路径，促进国家战略竞争力、社会生产力、军队战斗力的耦合关联，努力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同时，还要善于利用国际社会错综复杂的矛盾，孤立和打击主要敌人、争取和团结其他国家，着力发挥国际统一战线的制敌威力；深入认识和运用现代战争中的认知攻防规律，总结俄乌冲突等案例中双方认知作战的经验教训，聚力打赢认知作战新形态下的舆论战、心理战、法律战，有效履行新时代人民军队使命任务。

　　（作者为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党的文献》202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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