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风时评】一大代表何以争论“当不当官”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选举中央局,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根据会议代表的报告和部分代表的回忆,在讨论党的纲领时曾发生激烈的争论。代表们争论的焦点是什么?争论的结果对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据董必武回忆,中共一大代表围绕党纲辩论的一个焦点是“党员可以不可以当官和做技术工作”。根据李达的回忆,争论双方主要是李汉俊和刘仁静,“前者主张参加,后者反对参加”。
“党员可以不可以当官和做技术工作”的问题背后,是“左”和“右”两条路线的重大分歧,是对党的基本任务和组织原则不同认识所引发的根本冲突。倾向“左”的,主张中国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倾向“右”的,主张党要注重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不能搞实际革命工作。
李汉俊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太幼稚,不懂马克思主义,需要长期的宣传教育。他主张,在资产阶级民主制下,集中力量做学生运动与文化宣传工作,首先把知识分子组织好,施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育,待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有了普遍的影响,再由这些知识分子去组织工人、教育工人。因此,李汉俊不赞成“组织严密的、战斗的工人政党”,而主张“团结先进知识分子,公开建立广泛的和平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政党”。
“与李汉俊针锋相对展开争论”的刘仁静主张,中国共产党应信仰“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以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原则。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不应该只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团体,也不应对国民党和议会活动有过多幻想,而应积极从事工人运动。他反对西欧社会民主党的政策以及一切改良派的思想,反对参加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反对任何合法运动,并认为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一般应拒绝其入党”。
这一争论不仅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自身的复杂情况,更折射出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争。
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在上海成立后,北京、武汉、长沙、广州等地相继成立中共早期组织。这一时期,无政府主义在中国具有很大影响,一度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积极争取合作的对象。
之所以要积极争取合作,是因为无政府主义比马克思主义更早来到中国,且同样以革命的面貌出现。这对大批不满现状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产生了吸引力,在青年知识分子中也流传较广。张太雷在向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提到,1921年3月以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共产主义组织,“在各地我们不得不同无政府主义者共事”。
李汉俊原本是无政府主义者,“后来看了考茨基的书才转变过来”。但应该说,无政府主义对他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消除。在讨论党纲时,他就提出了“中央不可任意发号施令”“对于党员不可限制太严”“集中力量做学生运动与文化宣传”等意见和主张。
由于无政府主义反对一切国家和权威,反对一切政治斗争和暴力革命,因而在反对反动政权的同时,把攻击的矛头也指向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俄国无产阶级专政。无政府主义反对任何组织纪律,提倡个人主义,主张绝对自由、绝对平等,很快就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产生交锋。
1921年初,李大钊在《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中,用俄共以60万党员“建设一个赤色国家”的生动事例说明,既要“注意团体的训练”,也要“鼓动民众的运动”。他直言,民国以来的政党“既无政党之精神,亦无团体的组织”,最近产生的几个小团体也“只是章程定妥之后,就算完事”。他呼吁“要急急组织一个团体”,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即是社会主义团体。
要使中国共产党成为“附托中国彻底的大变革”的“强固的精密的组织”,就必须把各地早期党组织统一起来,把全国党员集中组织起来。召开中共一大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说明我们的目标、原则和策略,为了把无政府主义分子从组织中清除出去”。
因此,当围绕党纲和组织纪律的相关规定展开热烈讨论乃至激烈争论之时,代表们所触及的绝不仅仅是“党员可不可以当官”这样的“小问题”,而是中国共产党究竟要不要建立集中统一的组织、应不应实行“铁的纪律”、该不该与无政府主义展开坚决斗争等至关重要的“大原则”。
围绕党纲的争论,以明确实行统一的组织、集中的领导和严格的纪律为结局。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次争论的发生和发展,是中共加强组织纪律建设之缘起。这个正确的纲领,不仅标志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也表明中国先进分子在反复进行分析、实验、比较和推求后,坚定选择了用科学社会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社会的武器,选择“走俄国人的路”,并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组建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
这不仅适应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进步与革命发展的客观需要,是近代中国历史选择和中国人民选择的必然结果,也为中国共产党加强组织和纪律建设,实现自我管理、自我约束和自我更新,进而确立正确的前进和发展方向,领导中国人民实现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胜利奠定了基石。
(作者为上海东方宣传教育服务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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