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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的在职干部教育运动

　　

　　延安宝塔山。

　　延安时期，在恶劣的战争环境和艰苦的物质条件下，党虽然创办了许多干部学校，抽调干部进入各类学校学习，但绝大部分干部仍处在工作岗位上，“对在职干部，就其工作岗位上，施以必须的与可能的教育，实是全部干部教育工作中的第一位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党提出“干部教育第一”的方针，而在职干部教育“在全部干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又应该是第一位的”。1939年5月，党专门召开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为期3年的延安在职干部教育运动拉开序幕。

　　设立在职干部教育领导机构

　　延安在职干部教育运动起初是在中央干部教育部的领导下开展的。早在1938年9月，为加强对干部教育的领导，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便决定设立干部教育部，着手探索形成一整套比较科学的干部教育领导体制。

　　1939年2月，中央干部教育部正式成立，张闻天任部长，李维汉任副部长。中央干部教育部的职责范围是统管干部教育。同年3月，中央干部教育部制定《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暂行计划》，要求在职干部编班编组学习，并详细规定了学习内容与方法。

　　此后，中央干部教育部并入中央宣传部。中央宣传部颁布《关于提高延安在职干部教育质量的决定》等重要文件，建立学习制度，编审干部学习教材，进行检查和总结，承担起了领导干部教育的职责。

　　在中央宣传部总的领导下，中央直属系统、军事系统及边区系统的在职干部教育也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三大系统的在职干部教育分别由中宣部教育科、八路军总政治部、边区党委宣传部具体负责。同时，各机关还成立了干部教育委员会，设教育干事一职，专门负责在职干部教育的计划领导。比如1942年边区政府规定，分区和县（市）设立在职干部教育指导委员会，由专员或县长、教育科长、保安科长、同级群众团体主要负责人、特委或县委共5人负责在职干部教育的一切事宜。由于组织领导得力，教育计划周密，学习内容符合实际，干部学习热情普遍高涨，成效十分显著。

　　明确在职干部教育内容

　　1942年2月，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明确指出，在职干部教育主要围绕理论、政治、业务、文化等方面开展。

　　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是党的灵魂和旗帜。在干部教育中，党特别强调“全党干部都应当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的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具体运用”。为了达到好的教育效果，党规定要把马列主义、联共党史、政治经济学、历史唯物论与辩证唯物论等作为干部教育的主要内容，着力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干部头脑，对干部进行系统科学的党性教育和理论提升。党还特别重视对马列著作的编辑和翻译工作，组织编译了《马克思恩格斯丛书》10卷本和《列宁选集》20卷本的学习文献。这些书籍成为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宝贵资源。

　　二是政策和策略。1940年7月，中共中央在《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中对国内外形势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党的各项政策，强调要加强策略教育，克服干部的单纯化现象。同年8月，在《关于加强干部策略教育的指示》中又进一步提出把党的策略教育纳入全党的在职干部教育，并详细列出了策略教育的有关材料。

　　三是历史知识。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鼓励全党干部学习历史，他强调指出：“我们单通现在是不够的，还须通过去。延安的人要通古今，全国的人要通古今，尤其是我们共产党员，要知道更多的古今。”陈云指出：“要研究中国的历史和时事政治的情况，不然也就不能规定当前的革命工作的任务和方法。”

　　四是军事知识。延安时期，抗日战争的胜负关乎中国的生死存亡，因此，学习军事知识就成为干部教育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针对当时有些干部“不愿研究战争和参加战争”的问题，毛泽东提出“全党都要注重战争，学习军事，准备打仗”。为此，党提供了《野外条令》《战斗条令》《战术教程》《论持久战》等材料，供干部阅读与参考，以不断提高干部的军事知识水平。

　　五是文化知识。针对部分干部文化知识水平较低的情况，党强调文化水平低的干部首先应该补习文化。补习的内容涵盖识字、阅读、写作等方面。党出版了《文化课本》等读物，创办了《解放日报》《边区群众报》等报纸，在文化补习班中开设了国文、算术、物理、化学、地理、历史等文化课，以帮助缺乏文化基础的干部提高文化水平。

　　采取多样化的在职干部教育方法

　　为推动在职干部教育的深入开展，党采取多样化的教育方法，激发干部的学习热情，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一是因人施教。1940年3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中，将在职干部分为四类：“甲、有相当文化理论水准的老干部；乙、文化理论水准都较低的老干部；丙、有相当文化水准的新干部；丁、工农出身的新干部。”根据这四类在职干部，确定了不同的课程内容。

　　二是理论联系实际。针对干部学习中出现的理论和实际相脱离的问题，党号召干部深入农村、工厂进行调查研究。1941年8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及《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中共中央设立调查研究局，各中央局、区委、省委或工委也成立相应的调查研究机构，指导广大干部开展调查研究。同年9月，中共中央妇委和西北局联合组成以蔡畅为团长的妇女生活调查团，赴陕甘宁边区各县调研。1942年1月，张闻天组织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在陕北、晋西北进行了一年多的农村社会调查。

　　三是“挤”“钻”和“学到底”相结合。针对干部学习中出现的工作忙、时间少的问题，毛泽东主张用“挤”的方法来解决。他指出，虽然每个人工作忙、时间紧，但在每天工作、吃饭、休息中间，“一定可以挤出两小时来学习的”。针对文化水平低、看不懂理论的情况，毛泽东主张用“钻”的办法来学习理论。他强调：“看不懂的东西我们不要怕，就用‘钻’来对付”“读马克思主义就是攻马克思的道理”。同时，为了克服骄傲自满的情绪，还要采取“学到底”的方法。毛泽东多次劝告全党，参加学习应该坚持不懈、持之以恒，一定要学到底，“主要的是不要半途而废，如果不是这样，那会一无所成的”。

　　建立健全在职干部教育制度

　　为保证在职干部教育工作落到实处，党制定了一系列在职干部教育制度，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在职干部教育制度体系。

　　一是平均每日学习两小时制度。为了使在职干部教育工作深入开展，中共中央在《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中要求“建立在职干部平均每日学习两小时的制度，并保持其持久性与经常性”。随后中共中央又在《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中规定：“全党在职干部必须保证平均每日有两小时的学习时间，非因作战或其他紧急事故不可耽搁。”

　　二是小组学习制度。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之后，延安的一些部门就自发建立了若干学习小组。1941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大量设立高级学习组，下设若干学习小组。延安及各地高级学习组统归中央学习组管理指导，按时指定材料，总结经验，解答问题。在延安，上至中央领导，下到机关干部，普遍参加了学习小组的学习。毛泽东亲自组织了一个哲学小组，在杨家岭办公地窑洞里，每周三晚上，总有七八个人聚在一起，学习讨论哲学问题。张闻天领导的学习小组把不同版本的《资本论》加以对照分析，对重要的章节乃至片段进行详细、深入的讨论。

　　三是轮训制度。1942年2月，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在《关于军队干部教育的指示（第一号）》中指出：“轮训制度为教育在职干部之有效办法，团轮训班排级干部，旅（分区）轮训连、排干部，师（军区）轮训营以上干部。务期于一定时间全体干部均能受到轮训，第一次轮训完毕后，可进行第二次轮训。”陕甘宁边区还举办过党训班、行政人员训练班、工程训练班、司法训练班以及工会干部、妇女干部等群众工作的干部轮训班。轮训内容按照干部的文化程度和实际工作需要决定，或偏重文化教育，或偏重业务教育，而政治教育是同时进行的。

　　四是学习检查和考核制度。“全延安在职干部学习的总检查，每四个月一次，由中央干部教育部领导举行之。军事机关，边区机关和中央直属机关，每两个月检查一次，由各主管机关分别领导举行之。各支部干事会须每个月检查一次。”为了推进在职干部教育，党还确立了考核制度，规定在职干部均须举行定期考试，以测验干部教育的成果。定期考试，每年总考试一次，每三个月举行季考一次。考试结果除给以适当的奖惩外，并在解放日报或其他场合公布之。

　　（摘编自《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3年第5期 湛风涛/文）

　　责任编辑：魏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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