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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更多“沉睡”的数据成为检察监督所向

　　来源 | 检察日报·数字检察专刊

让更多“沉睡”的数据成为检察监督所向

　　数字时代，未来已来。自最高检明确提出数字检察战略以来，全国检察机关紧紧抓住数字检察这个“新引擎”，研发建用并取得成效的法律监督模型达3000余个，挖掘线索40余万条，监督成案12.3万件。

　　
今年6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应勇在与数字检察工作专题研修班学员座谈时强调，要坚持“眼睛向内”，用好用足内部数据，深度挖掘检察数据价值，让更多“沉睡数据”被充分激活和利用。

　　
如何充分激活“沉睡数据”为法律监督赋能？各地检察机关用一个个成功实践交出优秀答卷。

　　内部激活

　　用数据助力检察侦查工作

　　

时间回拨到2021年6月，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检察院检察官在调查核实一起职务犯罪案件时，一条异常线索引起了他们的注意：2013年1月，张某等3人故意伤害案案发，公安机关于当年6月刑事立案，而在犯罪嫌疑人指向已经明确的情况下，公安机关却未采取任何传唤、抓捕等侦查措施，时隔7年后，才将3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并移送审查起诉。

　　

南京市六合区检察院检察官对检察业务应用系统中的案卡信息进行比对。
“该案是一起典型的‘上行迟延’案件。”该院刑事执行检察部门负责人桑高成告诉记者，所谓“上行延迟”案件，指案件虽然最终进入检察环节，但立案时间、移送审查起诉时间可能存在迟延的情形。迟延立案、迟延侦查，不仅影响司法办案质效，还可能存在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故意迟延的情形。
发现上述“移送审查起诉迟延”问题后，相关区检察院将其作为一般的侦查懈怠行为向公安机关制发《纠正违法通知书》。直到调查核实上述职务犯罪案件，才揪出背后有徇私枉法重大嫌疑的民警王某。目前，该院已将该线索移送至南京市钟山地区检察院。
为及时发现更多有案不立、压案不查等问题，南京市检察机关决定运用数据建模的方式，研发“上行延迟案件”法律监督模型，总结提炼监督规则，深挖该类案件背后的法律监督线索，督促公安机关规范侦查行为，实现职务犯罪侦查和侦查活动监督的有效衔接。
如何更好激活检察机关现有的内部数据，检察官想到了蕴藏丰富数据的检察业务应用系统，通过将系统内的案卡信息包括案发时间、侦查机关立案时间、检察机关受理时间等进行比对，筛选出案发时间至立案时间异常、立案时间至移送审查起诉时间异常的案件。
据介绍，“有案不立”“压案不查”往往存在于侦查机关某个具体的侦查活动中，而检察业务应用系统中的案件电子卷宗信息是对所有侦查活动最直观的体现。因此，南京市检察机关结合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案件办理实践，总结出“有案不立”“压案不查”的具体表现形式，将这些情形规则化并嵌入模型，由模型对案件电子卷宗内容进行自动抓取，由系统自行判定侦查活动迟延的异常案件。
“除上述数据外，模型运行中所需的其他内容也均可从检察业务应用系统中采集，最大限度激活了‘沉睡’的检察内部数据，实现了‘数据自由’。”桑高成说。
“‘上行迟延案件’法律监督模型在南京市检察机关全面推广应用以来，实现了从个案办理到类案治理的转变，促进了职务犯罪侦查和侦查活动监督的有效衔接。”谈及该模型的应用效果，南京市钟山地区检察院综合处副处长薛芳直言“收获颇丰”。
今年以来，南京市检察机关通过该模型发现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线索20余件，其中已立案侦查司法工作人员3件3人，2人为要案，有效实现了大数据赋能检察侦查工作。

　　

　　异地碰撞

　　深挖关联案件监督线索

今年7月，京津冀三地进行“两卡”（手机卡、银行卡）犯罪数据跨省碰撞时，发现北京、天津两地检察机关办理的两起帮信犯罪案存在关联信息。这一发现得益于北京市昌平区检察院建立的“两卡”案件漏犯漏罪大数据监督模型。

　　北京市昌平区检察院检察官使用“两卡”案件漏犯漏罪大数据监督模型排查案件线索。

“随着涉‘两卡’犯罪案件的持续攀升，案件中深层次矛盾也日益凸显，即重点打击卡头（专门贩卖手机卡、银行卡的人员）的要求与办案中卡头数量极少的矛盾突出。”该院检察官王雪鹏告诉记者，该院办理的“两卡”案件中，大部分都是直接出租、出售银行卡的卡主，背后的职业收贩卡人员极少，即使抓获卡头也可能出现遗漏涉案银行卡数量的问题。
该院想到了运用大数据思维来破题、解题。2021年上半年，该院探索建立身份信息强制登记制度，建立“两卡”案件漏犯漏罪大数据监督模型。
按照身份信息强制登记制度，办案检察官借助“两卡”案件信息共享平台，对平台内不同案件之间的信息进行碰撞，查询案件中的关联性，串联出电信诈骗及关联黑灰产业的全链条，实现关联案件串并处理，有效解决深挖收贩卡人员和遗漏犯罪事实的难题。
2022年底，肖某认识了一位自称可以办理大额信用卡的中介，并咨询相关事宜。根据对方指示，肖某于今年1月前往约定地点，将手机、银行卡和密码一同交给了对方。两小时后，对方将物品返还，但肖某回家后发现已联系不上对方。经审查，肖某提供的那张银行卡被用于电信诈骗，5名被害人共转入该卡49万余元，肖某无实际获利。
办案检察官王雪鹏通过讯问肖某和审查聊天记录发现了上家微信号与微信昵称，并将上述信息输入“两卡”案件漏犯漏罪大数据监督模型内待查。
直至今年7月，京津冀三地用该模型内的数据进行跨省碰撞时，发现该案与天津市滨海新区检察院办理的李某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件存在关联信息，李某上家的微信号与微信昵称与肖某上家的相关内容相同。两院通过信息比对，确认李某上家与肖某上家为同一人，王雪鹏随即联系公安机关，锁定了该上家真实身份为张某。随后，昌平区检察院向公安机关送达补充移送起诉通知书，对张某介绍他人出租出售银行卡的犯罪行为发出追诉。日前，张某已被公安机关抓获到案。
记者了解到，自该平台运行以来，昌平区检察院深挖关联案件114件、认定职业收贩卡团伙7个，追捕、追诉到案收贩卡人员31人。与此同时，该院还制定《涉“两卡”犯罪案件身份信息强制登记工作指引（试行）》，进一步提炼工作经验，明确“两卡”案件数据采集、数据运用、监督方式、效果转化等具体内容。

　　

　　整体联动

　　数字共建共享提升治理效能

“通过罚金刑执行法律监督模型，已成功避免7万元国库资金流失！”近日，在湖北省随州市检察院召开的全市检察机关数字检察工作推进会上，检察干警分享了数字检察为监督办案带来的便利。
长期以来，作为刑罚的一种，罚金刑适用广泛但执行到位率不高。囿于数据壁垒和传统的监督手段，检察机关采用人工审查比对的方式，一般难以及时、全面发现相关监督线索。
能否通过数字检察提升监督质效？随州市检察院办案检察官将过往案件逐一归类，将案件多发领域确定为重点领域，将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相关办案数据进行关联、比对、筛选，再同车辆登记、养老金、工商登记等数据进行碰撞，充分挖掘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从而有效提高了发现罚金刑执行领域问题线索的能力。
随州市检察院研发了罚金刑执行法律监督模型后，共导入60余万条关键信息，推送监督线索258条，核查成案线索152条，模型推送线索的成案率近60%。根据该模型推送的线索，湖北省随县检察院发出类案监督建议6份，并与法院会签相关文件，建立信息共享机制。

　　

　　上海市浦东新区检察院与相关部门召开骗贷案件数字模型工作推进会。

坐落于上海市银行金融机构聚集区的浦东新区检察院，近年来不断探索数据赋能，护航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发展。

　　

日前，浦东新区检察院检察官在走访调研中了解到，2019年以来，上海各银行发放的小微企业经营贷款金额体量巨大，其中不良贷款已达百亿级别，可能存在骗取贷款犯罪的情况。
为进一步筛查骗取贷款的犯罪线索，该院决定构建涉小微企业信用贷新型犯罪监督模型。“我们通过检索查询检察业务应用系统往年办理的骗取贷款案件，再经过比对，梳理出辖区内骗贷案件的共性特征。”浦东新区检察院办案团队的检察官助理谢夕燕介绍道，骗贷案件存在两个显著特征，一是多头贷款，即犯罪分子在不符合小微企业的情况下，为骗取贷款，往往由一家公司向多家银行申请贷款；二是关联交易，即犯罪分子为了套出贷款，需要利用关联公司作为购销合同的相对方（因银行放款一般要放给合同卖方，而非借款人自己），实现对所骗贷款回流控制。
为此，浦东新区检察院与上海银保监局、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开展分析研判，获取了在某一时间段内取得多家银行无抵押贷款的企业名单、相关企业的企业状态、企业类型、经营范围等信息，对来自金融监管、市场监督、税务等部门的55万余条数据进行筛选，并将发现的异常线索移送给侦查部门进一步办理。
检察官通过办案还发现，助贷领域存在贷款中介向自然人出借空壳公司、帮助借款人伪造购销合同的乱象，浦东新区检察院及时向上级院报告，由上海市检察院就助贷领域监管漏洞向上海银保监局制发检察建议。上海市、区两级检察院联合市公安局、市银保监局构建打击贷款中介犯罪监督模型，通过运用该模型开展违法贷款中介专项治理，已抓获20余人。
采访过程中，谢夕燕向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个案例。缪某某等人陆续登记注册上海某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某商贸有限公司等20余家企业，在上述企业无实际经营业务的前提下，缪某某指使公司员工通过炮制虚假贸易合同、制造虚假资金往来交易、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等手法，伪造上述企业的经营状况。
之后，缪某某通过上述企业先后向多家金融机构申请多笔无抵押信用经营性贷款。得手后，再将所骗的贷款辗转挪放至其实际控制的他人名下的个人银行卡账户内，被其用于个人挥霍、偿还债务、公司经营开支等。后因缪某某无偿还能力，已造成部分金融机构实际损失逾4000余万元。
“大数据为检察监督‘插上了翅膀’，检察机关对隐蔽的新型犯罪线索实现高效发掘，同时在银行发放经营贷款、监管机关对助贷领域加强监管等方面制发检察建议，实现边监督、边办案、边治理的良好社会效果。”采访的最后，谢夕燕向记者说道。
一石激起千层浪，各地检察机关在运用好内部数据方面，都以更快速度、更广深度向前推进。
其中，重庆市涪陵区检察院在深入调研、分析基础上，充分利用检察业务应用系统中检察业务文书数据，构建了检察业务文书中的法律监督线索筛查模型。该模型正式上线使用仅3个月，便已发现法律监督线索23条，成功立案监督、抗诉等10件。
云南省昌宁县检察院针对办案系统中的海量数据，通过总结近10年来命案、近5年来醉驾案等案件发生时间、地点、年龄层次、发案原因等数据，从中发现规律，为党委政府决策提供法治参考，助推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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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最高检在印发的《2023—2027年检察改革工作规划》中明确提出，建立健全数字检察工作机制，积极构建“业务主导、数据整合、技术支撑、重在应用”数字检察工作机制，强化检察机关内部数据治理。
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当前，在最高检的部署推动下，数字检察已逐步深入“四大检察”的全场景、全领域、全流程，数字赋能法律监督的作用逐步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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