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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气候变化 中国以担当赢得主动

　　静观近期国际国内政治，“气候”毫无疑问是个热点话题。4月22日，应美国总统拜登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领导人气候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4月16日，习近平主席同法国、德国首脑也举行了视频峰会，3国领导人表示要将应对气候变化打造成中欧合作的重要支柱。这些关于气候的对话里，碳排放都是其中的核心话题。在国际形势日趋复杂、一些国家搞所谓的“去中国化”之时，西方国家为何在气候问题上要拉着中国对话合作？中国宣布力争于2030年之前碳达峰、于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是迫于压力所致，还是主动应对之举？记者就这些问题进行了调查和分析。

　　为什么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人类的自救

　　所谓“碳达峰”，指二氧化碳年总量的排放在某一个时期达到历史最高值，达到峰值之后逐步降低。而“碳中和”指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等形式，抵消自身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这两个目标的确定，源于人类对气候变化的研究与应对。

　　这里讲的气候变化特指工业革命以来由于人类活动大量排放温室气体导致的全球气候系统的改变，全球变暖是其主要特征。据追踪监测，2019年全球平均温度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约1.1℃，按照目前趋势，2040年左右将高出1.5℃，2065年左右将高出2℃……

　　环球同此凉热。无论是美国的飓风、澳大利亚的山火，还是东非的蝗灾、印度尼西亚的洪水，都与气候变化不无关系。随着全球气候的变暖，各种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也越来越高，而灾害的发生并不会区别穷国和富国，没有一个国家能在气候危机中登上“诺亚方舟”独善其身。据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的报告，2000年至2019年期间，全球共发生7348起重大灾害。这一数字远远超过了1980年至1999年录得的4212起重大自然灾害。若不采取进一步措施，天灾、疾病和资源匮乏等恶果将频发。

　　在这样的背景下，2015年12月通过的《巴黎协定》，明确了全球温升控制在2℃以内并争取实现1.5℃、全球排放尽早达峰、本世纪下半叶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等长期目标。目前，全球已有100多个国家系统提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和措施，31 个国家和地区确立了碳中和目标——仅从科学角度来看，这是一场人类的自救，也将对人类未来产生深远影响。

　　西方为何拉着中国在气候问题上开展合作——作用不可或缺

　　世界各国携手一起应对全球气候问题，看起来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但事实却并非如此简单。

　　从应对气候变化的历史来看，发达国家的动机并非其标榜的那么“伟光正”，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成为发达国家恃强凌弱、发展中国家被迫应对的政治游戏。经过工业革命后两百多年的发展，已逐步实现碳排放和经济发展脱钩、拥有先行优势的发达国家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对发展中国家横加指责。如果一味顺从其提出的无理要求，发展中国家要么停止发展，要么在贸易中付出高额的碳关税，要么高价购买发达国家的设备与技术——气候问题成了一些国家地缘政治的筹码、贸易壁垒的借口、打压别国的工具和一本万利的生意。当年面对重重压力，中方就一针见血指出，气候变化归根到底是发展问题，是发展中国家有没有发展权的问题。当前各国基本认同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达国家理应肩负更多责任的共识，是经过10多年的博弈斗争才形成的。

　　如今，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之下世界经济陷入低迷，发达国家将应对气候问题视为发展新技术、新能源、新产业，复苏经济、占据未来几十年发展优势的契机，愿望十分迫切。如拜登及民主党将应对气候变化视为维护国家安全、提升经济竞争力、重塑全球领导力的重大战略；在气候问题上一直以领导者自居的欧盟加速其以气候为核心的经济议程。西方在此议程上之所以拽着中国，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作为拥有14亿人口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二氧化碳排放量约占全球28.4%的大国，在全球减碳事业中作用不可或缺，他们要在气候问题上实现自己的诉求，离不开中国的配合；另一方面一些国家也随时不忘挥舞“大棒”，将气候问题作为打压中国发展的“趁手”工具，如对中国“一带一路”建设、海外煤电项目等的碳排放问题施压——种种动因造就了今天西方国家在气候问题上与中国既有斗争又有合作的局面。

　　面对气候问题中国如何应对——走自己的路

　　在中国积极应对气候问题上，有人有着“我们是否落入西方设置的议题陷阱、被人牵着鼻子走”的担忧。对此，习近平总书记讲得非常清楚，他多次强调，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对外要摆脱一些发达国家借故施压的困境，对内要自我提高、自我完善，都需要我们主动应对，扭转局势。

　　从国际上讲，气候变化议题已成为大国政治、经济、外交、安全等相融合的关键，国际气候议程与规则设置的主导权不容忽视。在这样的世界潮流之下，中国积极应对、主动作为，既是责任担当，也是顺势而上。你不占据道德制高点，就会被别人占据；你不改变不公平的规则，就会被“规则”。

　　从国内来看，新征程上必须坚定不移转变发展方式。采取有力行动应对气候变化，通过充分挖掘新经济、新技术、新业态以及各领域改革创新带来的巨大减排潜力，大力推进经济、能源、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倒逼高质量发展的有效举措，是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美丽中国的治本之策，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总抓手，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站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高度，此时提出碳达峰和碳中和愿景便成为必然之举。既是参与者、贡献者，也是引领者——中国在国际气候问题对话场合中提出自己的主张，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中国方案”；在南南合作中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和支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推行绿色基建、绿色交通、绿色金融……尤其是中国提出的从达峰到中和过渡期只有30 年，而发达国家通常用了 60 至70 年的时间，这一重大宣示充分彰显了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最大决心，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誉，也为全球气候治理注入新的政治推动力。比如我国宣布之后，一直在观望的日本、韩国也宣布了各自的目标，充分体现了我国的引领和示范作用。

　　可以预见，未来的5年、10年必将是气候行动重塑政治经济格局的时代，中国也必将乘势而上，按照自己的节奏，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路。（记者 黄月）

　　延伸阅读

　　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副司长 陆新明：应对气候变化要破除三个思想误区

　　误区一：认为地球温度上升1℃到2℃没什么关系。地球温度上升度数不是冬夏、早晚温差的度数概念，而是平均到夏天、冬天每一天温度都高2℃。人类正常体温36.3℃，温度高2度就是发烧；而地球平均温度只有10多摄氏度，上升2℃比人类体温上升2℃严重得多，经不起这样的一个升温。

　　误区二：认为应对气候变化会影响经济发展。一些地方政府、某些企业存在这个顾虑。事实上，这十几年来中国的发展就是有力证明：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一直在大力推进，碳强度在不断降低，但经济也在快速地发展，而且实现了更为高质量的发展。

　　误区三：认为碳达峰就是先把“峰”做得高高的，这几年赶紧把高耗能项目都上了。碳达峰是抛物线的顶点，同时也是下降的拐点，如果现在还在上高耗能项目，将冲高我国碳排放峰值，拖晚拐点到来时间，而且以后碳中和成本将会更高，时间会更长。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生态环境部纪检监察组：围绕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开展政治监督

　　驻部纪检监察组聚焦“国之大者”，把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重要方面，政治监督有实招。

　　制定专项监督工作方案，重点紧盯驻在部门贯彻落实党中央相关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指示批示情况；全程参加生态环境部关于碳达峰工作的重要会议，并定期与有关司局主要负责同志开展约谈监督，了解工作进度、完成质量等情况；推动把碳达峰、碳中和落实情况作为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工作重点，纳入“大环保格局”中，一同部署、一同推进，切实增强工作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