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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理法”：传统发展与当代价值

　　“情理法”是中国法律史研究的经典论题之一，展示的是“情、理、法”三者之间的三维度关系，体现着中国人的法哲学思维。在此，以“三人谈”形式展现——

　　“情理法”：传统发展与当代价值

　　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法律不应该是冷冰冰的，司法工作也是做群众工作。要树立正确法治理念，坚持以法为据、以理服人、以情感人，努力实现最佳的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理情”有机统一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精华，对当代法治建设亦具有重要意义。近日，中国法律史学会主办“法律史大讲堂”第六讲，沈阳师范大学教授霍存福作了题为“‘情理法’研究的尝试与阶段性创获”的演讲，吉林大学教授刘晓林、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李栋与谈交流。征得演讲人和与谈人的同意及中国法律史学会授权，摘要刊发讲座部分内容，敬请关注。

　　“三人谈”嘉宾：

　　

　　◇霍存福 沈阳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刘晓林 吉林大学教授

　　

　　◇李栋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情理法”问题及其在中国的地位

　　如何认识“情理法”？

　　霍存福

　　

　　“情理法”是一个关系范畴或关系概念，展示的是“情、理、法”三个事物之间的三维度关系。中国古人一方面谈论“天理、国法、人情”，以及法律中的“情理”，“情、理、法”的三维度讨论是其重心；另一方面，他们谈论更多的是“情法”两者的二维度关系，尤其涉及罪刑关系时，更是如此。但“情法”的二维语境，实际也是“情理法”的三维语境，因为“理”也往往潜隐其中。“情理法”是中国法律史研究的经典论题之一。我对“情理法”有30余年的持续追踪研究，微观、中观、宏观层面的研究都有。在宏观层面，总感觉“情理法”是中国最重要的法哲学问题，体现着中国人的法哲学思维。因而，“情理法”在中国，不仅代表着历史，还代表着文化、传统；不仅是法律问题，更是哲学问题。

　　刘晓林

　　“情理法”或者“中国古代情理法”对于全局性的法学研究而言，是一个具有重大学术意义和学术价值的话题。如果以二级学科标准来划分法学研究，所有二级学科中都有一些贯穿本学科始终的基本问题，比如，罪刑法定、犯罪构成之于刑法学研究，诚实信用、意思自治之于民法学研究，等等。作为法学基础理论的法理学与中国法律史，其学科内的一些基本问题，可能覆盖法学研究领域的全局，贯穿法学研究具体领域的始终。比如，法理学的权利、义务以及“权利本位论”等。与之相应，如果说中国法律史学界也有同样重大的理论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必然是“情理法”。

　　李栋

　　

　　霍老师对“情理法”系列研究的背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意识，这就是中国的法律为何总是和“情理”放在一起讨论，以至于有将中国传统法概括为“情理法”之说，或者有“情理听讼”的说法。这实际上涉及一个中国传统法的法哲学问题，即涉及中国法秩序背后的原理，甚至是法理。如果对于这样一个基本问题没有理清，那么，后来的研究者在面对史料时，容易产生运用和解读上的方向性错误。因此，霍老师对“情理法”进行一种长期、贯通的研究，实际上是对中国传统法中的核心、经典问题进行正本清源的研究，这对解决中国法律史的核心问题意义重大。

　　“情理法”研究中的认识渐次深化

　　对“情理法”的多维度、多元化考察与论证

　　霍存福

　　我研究“情理法”，大抵经历了六个阶段，渐次经历了几次深化。

　　1990年，参加张国华、李贵连老师召集的沈家本法律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阅读了沈家本撰写的《历代刑法考》，尤其是《寄簃文存》，并撰写了《沈家本会通中西论》。这是我对“情理法”的初识。其中，对沈家本的旧学、新学，“大要总不外‘情理’二字”“不能舍‘情理’而别为法也”的论断印象深刻。后来提炼出的“情理是法律的内容”“情理是法律的基础”等概括，即出自沈家本此语。

　　2001年，发表《中国传统法文化的文化性状与文化追寻——情理法的发生、发展及其命运》，纵论“情理法”的三事：第一，“发生”，指出“情理”最初是发轫于断狱的司法要求。以孔门弟子曾子论典狱，“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切入，“情”指客观案情。并以鲁大夫曹刿论庄公断狱，“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情”指典狱者断狱态度、情怀。第二，“发展”，指出法律可以“人情”求之，法律本于情理而立，法律实施须有“情”的照顾方为圆满，即法律的依据、法律的精神就是“情理”。与此同时，立法中贯彻“情理”，“缘情制罚”“酌情而立法”，立法考虑“事理”“情状”，探求“情理”的过程，往往也是寻找法律精神或法律原则的过程；司法上的“情理”分析是检验法律是否具有适当性的标准之一。第三，“命运”，指出清末法理派、礼教派对“情理法”的理解发生分裂，法理派讲“情理”，多注重人性、人道层面的内容，甚至从法律本原层面理解“情理”，包含许多技术性道理与考虑；礼教派关注“情理”的人伦内容，突出法律的名教色彩。这篇文章肯定“情理法”对矫正法家从法治—刑治—重刑治理的法治观具有作用，肯定“情理法”使法律的可理解性增强——法律因此生活化、大众化、常识化，肯定“情理”探求的司法技术化，使得一系列法律规则和原理多数被吸纳其中，使得“情理”成了包容故意过失、动机善恶、正当防卫等的“大词”。同时，将司法态度化，讲究“尽情”，容易提升司法的职业感、敬业情。

　　2008年，发表《“合情合理，即是好法”——谢觉哉“情理法”观研究》，注意到“情”的主观内容，并不限于狱情（行为）中的故意、过失等主观心理状态，而且还有“情感”，是更高层面的人类情感。如革命的同志情不排斥私人友情，革命情不排斥父母子女之间的亲情，否则皆违反人情。同时，也震撼于谢老关于“合乎情的未必合理，合乎理的定合乎情。不合乎理的情，由于有所蔽。理是经过了洗炼的情”的精彩论述，使自己对“情、理”关系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比如“情”有三性：单独性、圈子性、情感性；“理”有四性：集体性、公共性、共同性、理性。也欣赏谢老关于“法律是本乎人情的”“法就是根据情和理制定而行使的”“合情合理，即是好法”的经典概括；更欣赏谢老典范型的“情理”分析方法：分别寻找事情的“情”和“理”，单独予以呈现。

　　2012年，重读沈家本，发表《沈家本眼中的“情·法”结构与“情·法”关系——以〈妇女离异律例偶笺〉为对象的分析》，发现沈家本对“情·法”结构、“情·法”关系有充分的讨论。有关离婚的许多法律规范，皆被沈家本区分为“法”与“情”两部分：如“女归前夫，法也；不愿而从后夫，情也”；“男家悔者，仍令娶前女，后聘听其别嫁，法也；已成婚则断与后娶完聚，听原聘者另嫁，亦情也”。可见，“法”是规范中的原则性部分，“情”是规范中“但书”的补充规定，属灵活性。“情”被包含在广义的“法”（法律规范）中。这表明“法”之中是可以摘出“情”的——印证了“法的内容是情理”。“情”的内容，皆指婚姻当事双方主观的“愿意”与“不愿（意）”，是主观“情”。因此，“情”分主观、客观两方面；当然，“情”也分案内、案外。案外“情”被考虑，最典型的是“存留养亲”。

　　2016年，课题结项，涉及人物、书籍更多，成果陆续发表了一些。读纪昀、读明清律学，“恩义”“情义”“仁义”等道德范畴，进入我的“情法”分析视野。读樊增祥著作，注意到他关于“情理外无法律”的概括，与沈家本的观点几无二致；他关于“情理之中又有情理”的说法，让我发现“情理”存在“上位情理”“下位情理”，与今日的上位法、下位法类似。通过读薛允升、沈家本、樊增祥关于“情理法”的议论，始知沈家本特异于其他二人之处。

　　刘晓林

　　三十多年来，霍老师针对“情理法”的研究，或可称之为霍老师特有的“情理法”研究，横向上涉及立法语言与典型案例，纵向上涉及自春秋战国到近代以来的重要历史节点，综合层面涉及法律观念与文化现象等多层次的重大理论问题。这种特有的研究，包括特定的研究范式所形成的观点和结论，使得中国法律史视野中的“情理法”不再是一个僵化和扁平化的研究对象，而是呈现出一种比较生动的形态。也就是说，中国法律史视野中的“情理法”研究要达到的理想状态，应该是充分发掘这个复杂问题本身所包含的丰富内涵，而不是把它仅仅作为一个语词来观察。就此而言，“情理法”与当下的现实生活是密切相关的。而且“情理法”之于法学理论以及法律实践的重大意义也不言而喻。进一步来说，在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语境之下，“中国古代情理法”的重大价值毋庸置疑。

　　“情理法”的完整含义及其三重面相

　　如何研究“情理法”，研究重点是什么？

　　霍存福

　　我认为，研究“情理法”，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把握其完整含义及其三重面相：

　　1.“情理法”：一种法律构成原则——法（立法）的情理基础。西汉朱博的“三尺律令，人事出其中”，沈家本的中西法律“大要不外‘情理’二字”“不能舍‘情理’而别为法也”，都是指“作为法律构成原则的‘情理法’”，多指向抽象原理。

　　2.“情理法”：一种法律分析方法——法（规范）的情理分析。对法规范进行“罪刑相应”的检验，对“与”“夺”进行平衡考量，无论律、令，还是礼、法，都是规范系统被检测的内容。唐代的立法例反映，在寻求这种“情理”时，最终找到的可能是法律原则，比如，“利害一致原则”。这是“作为法律解释方法的‘情理法’”，多指向具体条款。

　　3.“情理法”：一种法律适用方式——法（司法）的情理规则。“作为法律适用方式的‘情理法’”，清代袁守定《图民录》卷二所云，最为典型：“词讼情变百出，苦难凭信。如证佐可凭也，而多贿托；契约可凭也，而多伪赝；官册可凭也，而多偷丈；族谱可凭也，而多栽占。然则决讼者将何所据乎？惟有准情酌理，详细推鞫。但能详细民自不冤，所可据者此耳。”

　　“情理法”的三重面相，“情理”的法律构成是前提和基础，法律适用讲究情理、对法律进行情理分析则是应用和展开。

　　刘晓林

　　“情理法”对于中国古代法及中国现代法的重大意义，就像霍老师所说的，中国人所说的“情理”，其实已成为一种分析方法了。这种分析方法本身就是一种思维方式，如果再加上行为方式，可能就是文化本身，就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中华传统法律文化。

　　我关于“情理法”的研究路径，更侧重于立法层次的观察与探讨，对于司法环节及法律观念层面的问题较少涉及。在近十年的时间里，我对作为立法语言的“情”“理”“法”进行了较为专门的分析。原本想通过立法语言的实证分析，解构“情理法”这个宏大话题，但通过近十年的观察，体会到的是：立法只是法律现象中呈现相对静态特征的一部分内容，且未必是最重要的部分，只是法律条文作为研究对象更容易被观察和把握而已。比如，以《唐律疏议》为分析对象，其中绝大多数的“情”表达的含义是“本情”“真情”“实情”；绝大多数“理”的用法是作为司法审判的根据、理由，在“义疏”中是通过引述律、令、格、式及其他法律渊源中的具体规范来实现表意；绝大多数“法”表达了与“法律”相关的含义，且有明确的规范指向，即指称律、令、格、式以及其他法律渊源中的具体规范。就此而言，作为立法语言的“情”“理”“法”似乎都是一种技术性非常强的术语，律典中的相关表述围绕“正刑定罪”展开，是传统法发现、论证具体规范的技术手段。但这恰恰验证了“情理法”研究过程的复杂性，即“情理法”是极具中国特色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的结合，并不能等同于“情”“理”“法”在法律条文中所呈现的形式特征。也就是说，观察这个法律文化的特殊表现形式，还有两个不能忽视的环节，一是法律规范的形成过程，二是法律规范的适用过程。另外，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情理法”是一种法律文化表现形式，即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的结合，但相关结论在史料允许的前提下，一定要与法律规范中的具体内容相匹配。如果对法律文化的研究脱离制定法本身，就不能算是中国法律史视野中的“情理法”研究。霍老师所讲的内容应该是理想的“情理法”研究，或者说是中国法律史视野中“情理法”研究的典范，即超越了法律条文本身，充分关注到了问题的复杂性，又能够将抽象的结论回归到法律条文本身。

　　李栋

　　我认为，“情理法”研究可以包含四个角度：“情理法”整体性研究；“情、理、法”在司法适用中“法源”意义上的研究；“情与理法”的关系研究；“情理与法”的关系研究。霍老师对“情理与法”的关系谈得非常充分了，在此，我主要从前三个角度进行分析。

　　1.“情理法”整体性研究。与中国“情理法”相对应的是西方近代以来的“法治”，或者说以形式理性化为主要特征的西方近代法律。从沈家本、樊增祥和谢觉哉的相关论述中可以看到，在中国传统法世界里，“情、理、法”三者是结合在一起，处在一种一体化结构之中。而西方19世纪之前，在自然法传统支配法律的时代，西方人也强调法律背后需要一些伦理道德性的价值支撑。即便到了19世纪，萨维尼提出的历史法学也在强调，法律生成时，要关注包含“情理”的民族精神；法律在适用时，也要“还原”出每个案件的“情理”。从这个意义上看，可以说中西方之间是有相通之处的。只是到了19世纪、20世纪以后，西方的法律实证主义强调法律与道德的分离，主张将法律从政治、经济、伦理、道德、宗教等因素中分离出来，实现法律的自治性品格。总之，这样的结果就是法律出现形式化凌驾于实质性之上的“形式理性法”。日本学者寺田浩明将其称作“规则型法”，将中国这种包含“情理法”、实质性色彩更浓厚的法秩序，称为“非规则型法”或“公论型的法”。

　　那么，西方为何会分化出这样一种形式理性化的法，而中国古代在法律制定或适用时总要涉及“情理”呢？我个人觉得，西方近代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源于前面谈的法律的分化，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宗教背景。法律或者说法治本身能够成为支配社会、解决各类案件的一种毋庸置疑的正当性基础。用法律或法治作为“大前提”去调整社会关系，是没有异议的，大体能够被接受和执行。而古代中国，实际上并不会将法律或者法治当成一种至上性的存在。尽管法律也很重要，但是立法或审判如果有违“情理”，单纯依靠法律是不能让人理所当然地认同，所以，我们要“情理听讼”，历代被推崇的不是“酷吏”，而是“循吏”。换言之，中国古代立法或者审判正当性的基础不是像西方一样来自法律，而是来自“情理”。“情理”背后是什么？就是普罗大众可以接受的认知和正义感，就是民心。换言之，“情理法”背后的逻辑是，统治者（圣人）要则天，因而要有德，这样才能顺天应人，让统治者的行为具有正当性，因而要在每一件事情上关注民心，法律的制定和审判不仅要关注合不合法，更要关注合不合情、通不通理。

　　2.“法源”意义上的“情理法”。霍老师纠正了过去对“情理法”的两个认识误区。一是“情、理、法”三者之间关系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处于一体化结构之中。“法”后有“理”，“理”后有“情”。二是，“情、理、法”三者之间并不是并列在一起可供选择的三种“法源”，而是在适用中应当综合考量的存在。换句话说，在个案适用法的过程中，并不存在与之并列的“情”和“理”，准备随时取代“法”而被适用。“情理”更像是一种思维和方法，在个案中适用法的过程中，都需要考虑与该案相关的“情理”；同时，“情理”也具有个案性，每个案件有各自不同的“情理”，案件不同，选择的“情理”也不同。

　　细究起来，情、理和法之间的区别还是存在的。先说“情”，霍老师总结了“情”的特征，即单独性、圈子性、情感性等，大体上它属于一种“小情”，属于“私”的范畴。那么这个“理”，基本上具有集体性、公共性，大体上属于一种“大情”，也就是说，克制“私”，达到“公”的目标，体现“公”的一面。如果“公”再往上升，就涉及天下的问题，并涉及惩罚，就会凝结出“法”，还会配合着制裁，即我们常说的“出礼则入刑”，所以说“情、理、法”本身是有差别的。

　　如果仔细分析，用一句话来说，就是“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很显然，这个“情”本身就是很包容的，甚至是溺爱的。当然，它的理想状态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但是如果放弃“私”的一面，去讲“理”、讲“公”，那么可能就不一定会对簿公堂。通常的结果是，讲完“理”后，基本上会达到一种泾渭分明、敬而远之的效果。当然，如果还不满意，就要对簿公堂、反目成仇，由于法庭上要讲“法”，那就会出现另外一种情况：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有“理”难言，无“法”相对。所以说，“情理法”内部是存在一定的区分的。这也是霍老师所讲的，它存在“情理”与“法”的关系，也存在“情”与“理法”的关系。

　　3.“情”与“理法”之间的关系。我认为，“情”与“理法”的关系可以分为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两方面。从内部关系来看，“情”是相对的、中性的，它可能合“理法”，也可能不合“理法”；而“理法”具有绝对的、正当的色彩，体现国家用意识形态维护、保护的一种东西。两者关系在于统治者意图用“天理”统治“人欲”，用“理法”规范“情”。

　　就“理法”与“情”的外部关系而论，如果旧的“理”或“法”，或者传统的“理”或“法”，用它不一定能够适应具体的案情或者新的社会背景，那么就会出现“理法”不合“情”的情况，这就需要用“情”去批判旧的“理”或者旧的“法”，或者说用“情”去更新或者更换，在判决中改变法律适用的情况。

　　如果某个案件比较简单，或者说案情和“理法”设定的情况差不多，也就是我们说的一般案件、简单案件，那么基本上人们会直接适用“理”，或者适用“法”。但是，如果出现了一个特别的案件，即疑难案件或者特殊案件，这时候就不仅仅是单纯适用“理”的问题，或者是单纯适用“法”的问题，可能还要适用“情”。所以，“情”与“理法”在司法适用中可能要区分一般案件和疑难案件。

　　这样一种“情理法”的结构就决定了中国古代很难像西方一样，制定出一部高度抽象化的法典。因为一旦这样，案件在适用中就要严格“依法”，不能“原情”，而“依法”的结果并不能让判决具有正当性和可接受性。因此，“情”与“理法”之间的适用关系，决定了结合个案正当性的“情理听讼”，而不是“依法裁判”，这才是我们自身的传统和特色。

　　霍老师“情理法”研究中使用的大量证据和史料，再一次证明“情理法”背后，有中国人自己独特的含义。“情理法”的结构，代表着中国人对于传统法、对于法秩序，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原理。我们应当把它提炼出来。

　　霍存福

　　“情理法”之“情理”对“法”的指导、解释、矫正与检验功能，对矫正法家惟法是尚的单纯法治观具有一定作用；“情理”也使得法律的可理解性增强——大众对“情理”的生活化、常识化是接受的。因而，“情理法”在中国，不仅代表着历史、文化、传统、法律，更是哲学；不仅是世道，还是人心。

原文链接：https://www.spp.gov.cn/spp/llyj/202308/t20230803_62383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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