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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中八条”就是八条“血的教训”

　　1948年3月初，国民党在重庆的最高长官、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在办公室里大发脾气，命令军统重庆特务头目徐远举“务必迅速破！”

　　原来，地下党重庆市委的《挺进报》和对国民党军政人员的警告信“居然”寄到了他的办公桌上。

　　由于叛徒的出卖，特务们很快以《挺进报》为突破口，抓捕了中共地下党员100余人，导致中共重庆地下组织几乎全被破坏，让整个四川党组织遭受很大损失。

　　“痛定思痛。被捕的共产党人总结了失败的教训，对所犯错误进行深刻反省，并将这些教训归纳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狱中八条’。其实，‘狱中八条’就是先烈们当年总结的八条‘血的教训’。因为‘狱中八条’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我们有必要对当时发生的事情进行更多的总结，以示警醒。”4月26日，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周勇教授向重庆日报记者道出了一段令人动容的历史。

　　“狱中八条”由《报告》第七部分《狱中意见》提炼而成

　　《挺进报》事件发生后，1948年9月，共产党员罗广斌被捕。同室战友考虑到罗广斌的哥哥是国民党高官，最有可能活着出去，便叮嘱他注意搜集意见，总结经验教训，有朝一日向组织报告。

　　1949年2月，罗广斌被转押到白公馆。他与同室难友刘国鋕、王朴、陈然等经过多次深入讨论，对重庆党组织所遭受的重大破坏进行了深刻反省。

　　1949年“11·27”大屠杀之夜，罗广斌和10多位难友成功脱险。当年12月25日，他将撰写的《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上报中共重庆市委。

　　《报告》共七个部分，第五、六部分已经遗失，现存第一、二、三、七部分和第四部分的大部，有2万多字，内容分别是：案情发展（《挺进报》被破坏的经过）、叛徒群像、狱中情形、脱险人物、狱中意见等。

　　其中，第七部分《狱中意见》共八条，分别是：1、领导机构腐化；2、缺乏教育、缺乏斗争；3、迷信组织；4、王敏路线；5、轻视敌人；6、经济、恋爱、私生活；7、整风、整党；8、惩办特务。

　　1989年，根据川东地下党老同志萧泽宽等提供的线索，市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员胡康民找到了这份《报告》并加以整理，将《狱中意见》中的八条内容概括为“狱中八条”：1、防止领导成员腐化；2、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3、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4、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5、切勿轻视敌人；6、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7、严格进行整党整风；8、惩办叛徒特务。

　　“消极了、隐蔽了、长期埋伏了，但没有工作，没有学习，没有积极地要求自己进步”

　　“用《狱中意见》来解读‘狱中八条’，最能表达先烈们的真实意愿和对当下的警示意义。”周勇对《狱中意见》进行了一一解读。

　　《狱中意见》的第一条是“领导机构腐化”。

　　1948年4月，重庆发生了《挺进报》事件，重庆市委、川东临委和川康特委的几位领导干部被捕并叛变，特务们抓捕了中共地下党员100余人，其中大部分被杀害，导致中共重庆地下组织几乎全被破坏，祸及全川。

　　因此先烈们首先提出了“领导机构腐化”问题。《狱中意见》严肃指出：“这种从上而下的腐化，是四川地下党斗争失败的基本原因。”

　　周勇称，这里所说的“腐化”，主要指部分领导干部在思想上和工作中的“消极隐蔽”，生活中的“腐化堕落”。他们“消极了、隐蔽了、长期埋伏了，但没有工作，没有学习，没有积极地要求自己进步，逐渐在思想上、意识上产生了脱党的倾向。甚至在行动上，也反映了出来。”

　　中共上海局曾经几次托人带信和打招呼，要求领导成员“加强学习，认真研究形势”。但是，时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等不以为然，公开说：“该学的我都学了，否则我坐不到今天这个位子上。”为此《狱中意见》总结了第二条教训“缺乏教育、缺乏斗争”。

　　《狱中意见》的第三条是“迷信组织”。

　　这是最让人费解的一条，为什么称“迷信组织”？周勇解释，当时党的组织是单线联系，即一个干部联系一个党员，消息一级一级传下去。由于基层党员无法知晓上级领导机构已经腐化，因而“迷信”上级组织，以至于发生重大损失。

　　革命烈士江竹筠就曾提出：“不要以为组织是万能的，我们的组织里还有许多缺点。”

　　“发生了与原来过右作风相反的过左的盲动作风”

　　《狱中意见》第四条为“王敏路线”，第五条是“轻视敌人”。

　　什么是“王敏路线”？周勇解释，王敏是中共上川东第一、第五工委委员，他积极准备武装起义，由于错误判断革命形势导致武装起义失败。先烈们之所以用“王敏路线”来代表“左”的错误，是因为王敏是代表人物，“犯这种错误的不只他一人，但正因如此，更应该提出。”

　　当时，党中央对白区工作的方针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蓄积力量、等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周恩来专门提出用“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三化”（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来贯彻落实。

　　当时川东党组织的领导认为这样的白区工作方针“右”了。因此，当革命高潮即将到来的时候，便偏离了这些方针，既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又过低估计了敌人的力量，从而“发生了与原来过右作风相反的过左的盲动作风”。主要表现是：盲目发展组织，让一些不够党员资格的人进入党内，造成组织不纯；在下川东盲目发动了三次武装起义，全部失败，损失惨重；在城里把《挺进报》从内部搞到公开，暴露了组织，造成组织和队伍的极大破坏。

　　“经济问题，恋爱问题，私生活，这三个个人问题处理的好、坏，必然地决定了他的工作态度”

　　《狱中意见》第六条提出了领导干部中存在“经济、恋爱、私生活”问题。先烈们发现，几个叛徒在经济、恋爱、私生活上都不干净，有的问题还很严重。川东党组织也知道这些问题，但并没有给予严格批评和教育，酿成大祸。

　　《狱中意见》提出：“从所有叛徒、烈士中加以比较，经济问题，恋爱问题，私生活，这三个个人问题处理的好、坏，必然地决定了他的工作态度，和对革命的是否忠贞……在工作上，因为经常检讨、报告，犯了毛病，容易发现，也有较多改正机会。而私生活，一般是不大注意的，但是在这些问题的处理上，却清楚的反应了干部的优劣。”

　　罗广斌在《报告》中特别转述了许晓轩烈士的“唯一意见”——“严格的进行整风、整党，把一切非党的意识、作风，洗刷干净，不能允许任何细菌残留在我们组织里面”！这是因为，先烈们已发现，在“消极隐蔽”之下，个别同志的思想、生活有脱党腐化的倾向，因此《狱中意见》第七条称之为“整风、整党”，就特指没有将整风、整党坚持下去，走了过场，损失惨重。

　　叛徒只占5%，但影响极坏，破坏性极大

　　《狱中意见》第八条为“惩办特务”，共列举了14个特务和5个叛徒（刘国定、冉益智、李忠良、李文祥、骆安靖）。

　　罗广斌在《报告》中描绘了叛徒群像：

　　叛徒刘国定掌管地下党的一个药店，曾经假公济私，要把钱拿去投资，名曰：增加收入，实则去谋个人利益；

　　叛徒冉益智平时经常教育同志们被捕后要不怕牺牲，要坚强不屈；但他被捕当天就叛变了党组织。后来，他和刘国定两个人为了邀功还展开了“叛变竞争”。

　　党史记载，冉益智当了少校，但是很不服气，为了争功，便交出了他知道的党组织在万县的关系。后来，升为中校。刘国定眼红，就更彻底地交代了广安等地的组织。后来，升为上校。

　　李文祥起初坚持住了刑罚的折磨，后来为了保妻子出狱而叛变。

　　“当时在被捕的人员中，叛徒只占5%，但其破坏性是毁灭性的。”周勇说。

　　血的教训发人深省，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

　　周勇说，对于党史工作者，《狱中意见》所反映出来的问题，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也是一个我们很长时间不愿触碰的问题。但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要“用党的历史教训警示人”。这不是要追究个人的责任，而是要记住“血的教训”。

　　在建党百年之际，我们应该以足够强大的自信力来面对这一历史难题。周勇说，“狱中八条”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

　　其一，始终保持政治上的坚定性。任何党组织和共产党员，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党中央的路线，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不能搞选择，更不能变形走样。否则，造成的损失将是极为惨重、难以弥补的。

　　其二，必须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狱中同志提出在党的自身建设中最重要的是领导班子的建设；在领导班子的建设中要特别注意防止领导成员腐化。这是最根本、最重要的“血的教训”。

　　其三，不断强化理想信念教育。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理想信念不坚定，就会得精神“软骨病”。

　　周勇称，当年，考验共产党员的是生死关、毒刑拷打关、敌人收买关，还有经济和私生活关，叛徒们就是过不了这几关，出卖的是党的组织和党员的人头。如今，考验共产党员的是权力关、金钱关、名利关、美色关，腐败分子过不了这几关，出卖的是党和人民的事业，是党的执政基础。这些不好好抓，“血的教训”还有可能再现。所以，八条“血的教训”值得我们每一位共产党员深入思考，永远记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