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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苏区时期如何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

　　中央苏区时期，国民党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双管齐下的政策，严禁红色区域与白色区域之间的商品流通，企图使苏区陷入“无粒米勺水之接济，无蚍蜉蚊蚁之通报”的绝境。一时间，中央苏区出现工业品奇缺、农副产品滞销、价格上涨和剪刀差扩大的现象，军民的经济生活发生严重困难。危急关头，党领导苏区军民克服困难、勇于开拓，打响了反经济“围剿”的主动仗。

　　发展赤白贸易

　　起初，私商利用国民党的封锁政策，对军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几乎全部掌握了苏区的进出口贸易。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了解到这一情况之后，主张必须由政府管理进出口贸易。1933年2月，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在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下设对外贸易局，并在赤白交界地带下设赣县江口、汀州、会昌筠门岭、罗塘4个外贸分局及10个采办处，形成了一个有总局、分局和采办处的对外贸易网络。当时，赣州城内最大的商号是“广裕兴”，其后台是广东军阀李焕奎和陈济棠。江口分局派人与“广裕兴”秘密洽谈，订立采购协议，组织货源。此举让江口分局的对外贸易额迅速增长。正当外贸兴旺之时，赣州城里的商人发现苏区只能支付土造的“大头洋”“小头洋”，支付不了白区市面流通的“老鹰头”，白区商人渐渐不来做生意了。为打破僵局，外贸人员冒着危险去白区上海采购造币机。采购回来后，造币厂的同志很快造出了一大批“老鹰头”的银洋，对外贸易迅速恢复起来。

　　在交易中，党和政府实行灵活宽松的外贸政策，鼓励各种私商“寻找新的商业关系与开辟通商道路”，以发展苏区的社会经济。由于政策合理，经营得法，1933年8月至10月，对外贸易局以1万元资金和2000担谷子作资本，做到进出口33万担谷左右的商品流通。对外贸易中，大宗的出口是粮食和钨砂，粮食出口每年大约有300万担谷子，矿石出口每年大约为300万担。大宗的进口是食盐和布匹，每年买进食盐价值约900万元，布每年买进价值约600万元。中央苏区的对外贸易，有效调剂了苏区的商品流转，保障了军民生活的物资供应，为反“围剿”战争提供了物质基础。正如毛泽东在1934年1月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的：“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发展苏区的对外贸易，以苏区多余的生产品（谷米、钨砂、木材、烟、纸等）与白区的工业品（食盐、布匹、洋油等）实行交换，是发展国民经济的枢纽。”

　　开展节省运动

　　1931年11月，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各种医院、各级苏维埃政府及群众团体相继建立，红军队伍的日益壮大，给苏维埃政府造成沉重的负担。尤其是在“左”倾军事路线影响下，军费开支大量增加，红军筹款减少，这使得本就困难的苏区财政更加雪上加霜。在这种情况下，1934年1月，毛泽东发出“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的号召。同年3月，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发出4个月节省经费80万元的公开倡议，这些号召和倡议吹响了开展节省运动的号角。

　　节省运动期间，领导干部身体力行，带头节省。按规定，毛泽东夜晚办公可以点3根灯芯，可是他坚持只点1根。周恩来在前线指挥作战时，睡的是门板床，再铺上几把稻草，盖的是一床很旧的毛毯。张闻天下乡期间自带装有番薯的草编饭袋，拒吃消费合作社的客饭。被群众称为腰缠万贯“讨米人”的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耀，带头回家背米到机关吃，不要公家发伙食费。在领导同志的示范带动下，苏区军民纷纷跟进效仿，自觉开源节流过“紧日子”。江西省保卫局同志节省出150余双布麻草鞋；兴国横江、杰村、社背三乡节省150余担谷子借给红军，不要政府的收据；工农红军第六医院全体伤病战士自愿节省伙食费5分，一个月内节省近千元；博生县工人群众自动退还公债超1100元。由于干部群众热情高涨，1934年4月至7月，中央各部在需增加开支的情况下，比2月减少开支625876元、节省款项87896元，节省总计超过130万元以上，超额完成了4个月节省80万元的目标。节省运动的有序开展，大大降低了政府的运行成本，有力支援了反“围剿”战争，巩固了苏维埃政权。

　　创建合作社

　　由于敌人的经济封锁和奸商的操纵，中央苏区的食盐、布匹、煤油等日用品十分缺乏，而富余的大豆、稻谷、茶油等农产品又不能输出，严重影响了群众的生产生活。为了调剂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使农民“不为商人所剥削”，各种类型的合作社就应运而生，大量涌现。为推动合作社规范运行，苏维埃中央政府先后颁布《合作社暂行组织条例》《合作社工作纲要》《发展合作社大纲》等多项法令，对合作社的组织原则、社员权利、盈利分配等方面作了明确规定，使苏区的合作社运动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据1934年2月的统计，“在短短的半年中，我们在消费、粮食、生产三种合作社上面，发展到2300余的社数，57万余的社员和60万余的股金”。合作社的蓬勃发展，在发展农业生产和打击投机商人盘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发展农业生产有两大障碍：一是劳动力问题，二是耕牛问题。针对这两个问题，苏维埃政府成立劳动互助社，调剂农村中的劳动力，组织犁牛合作社，解决耕牛缺乏的困难，使农业生产初见成效。1933年赣南闽西区域的农业生产比较于上一年增长了15%，而闽浙赣边区区域则增长了20%。仅永丰县，1933年全县全年的收成，比去年增加了1/3。粮食产量提上去了，可价格被奸商打压到低至5角钱一担的谷子都没人要，这极大打击了苏区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为此，苏维埃政府积极动员群众入股建立粮食合作社。当新谷上市时，合作社以高于市场价格收购稻谷，存于粮仓，以备后用。当青黄不接、群众急需用粮时，合作社以低于市场价格供应社员，或者销往价高的地方赚取差价，形成利润。合作社在高买低卖之间，增加了社员收入，平抑了物价，得到了苏区广大工农群众的信赖和拥戴。苏区群众由衷地称赞“合作社第一好”！

　　责任编辑：魏捷

原文链接：http://www.sx-dj.gov.cn/a/dscq/20230625/9238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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