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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钱女儿有抑郁症，常年需要治疗，他的妻子身体也状况不好，基本没有劳动能力。因此，按月领取的养老金对这个家庭很重要。

　　老钱想让Y公司为其补缴近二十年前的社保，可公司方表示，时间太久，已经找不到证明老钱在那个时间段与公司之间确实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了。老钱随后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部门提出申诉，要求确认他与Y公司存在过劳动关系。经仲裁，裁决对老钱的请求不予支持。老钱不服，遂向法院提出起诉。法院受理案件后，立即着手调查，根据老钱提供的2004年9月至2006年12月期间银行账户历史交易记录，向有关银行查询，但无法查询到支付老钱工资的交易对方的具体单位名称，因此驳回了老钱的诉讼请求。老钱申请了再审，但这次提交的材料依然不能证明他与Y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再审申请被驳回了。

　　最终，老钱找到了浦东新区检察院，申请民事检察监督。

　　时隔多年

　　关键证据在何处？

　　如何证明劳动关系曾经真的存在过？

　　Y公司方表示因时间久远，无法提供劳动合同。因此承办检察官决定，将目标锁定在“工资”上——找到可以证明Y公司向老钱支付过工资的证据。于是，他前往老钱所述的发放工资的银行，想调阅当年的代发工资记录。

　　当检察官表明来意后，银行方面表示愿意积极配合，但受当年客观条件限制，许多材料没有电子存档，而是以纸质的形式存放于库房中。加上年代久远，办理该项业务的工作人员不知换了几批，要想从库房深处那大量的纸质材料中，找到一份近二十年前Y公司委托银行代发工资的证据凭证，谈何容易！更何况，这份证据凭证到底有没有？还能不能找到？都是未知的。

　　“如果容易，老百姓就不会轻易找我们了。”检察官坚持：“再难我们也要试一试。”检察官深知，银行方所述的困难并非推脱，而是客观存在的。但就凭着对这份证据的执着，承办人员马惠民、袁青子、周彤多次前往银行沟通，详细介绍该案案情和老钱的情况，更阐述了这份可能存在的证据材料对这起案件的重要性。

　　“只要有一点可能，我们都不能放弃，因为这是一个困难老百姓最后的一点希望！”

　　

　　“新证据”终现

　　峰回路转

　　

　　

　　

　　在检察官的坚持不懈下，在银行方的积极配合下，该银行上海分行的库房大门被打开。几名银行工作人员埋首在数十箱纸质归档文件中，连续翻找多日，终于找到了出票人为上海Y公司的银行支票（支票用途为工资）和工资转账名册，老钱的名字被清晰无疑地记录在名册上！

　　

　　图片来自网络

　　

　　这几份材料可以证明，在2004年9月至2006年12月期间，Y公司委托某银行每月向老钱账户转账工资。银行方面提供的个人账户交易明细表也显示，老钱每月收到的工资数额与Y公司委托银行向老钱每月转账的工资数额一致。

　　

　　新证据的出现令人振奋！足以证明Y公司在2004年9月至2006年12月期间向老钱支付劳动报酬的事实。Y公司是具有主体资格的用人单位，老钱亦符合劳动者主体资格；公司按月向老钱发放工资这一事实也证明，老钱在劳动合同期间服从该公司的管理及劳动安排。

　　

　　“现有新证据能够证明老钱与Y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终于，在这起案子的审查终结报告上，检察官敲下这一行字。2023年2月，浦东新区检察院向法院制发了再审检察建议。

　　

　　“‘小案’从来不小。”合上案卷，承办检察官说：“把民生‘小案’办到人民群众心坎里，才能展现‘法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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