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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前后先进分子对现代化的思考

　　

　　陈独秀、俞秀松等人开会商议成立共产党组织（油画）。

　　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其实就是一部中国社会追求现代化的运动史。五四前后，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蔡和森等先进分子对中国现代化的丰富认识，对我国现代化进程有着深刻而长远的影响，且对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有着重要的启示。

　　政治维度：创立政党领导现代化

　　高举“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大旗，在中华土地上宣传民主科学思想，反对封建专制，提倡民主政治，是陈独秀、李大钊等先进分子和进步人士对中国政治现代化重要的历史贡献。陈独秀认为，“吾国欲图世界的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因为，“民主国家，真国家也，国民之公产也，以人民为主人”。李大钊指出：“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则国民死，专制活则自由亡。”十月革命之后不久，先进分子就发现俄国的社会主义民主优于西欧的资本主义民主，李大钊指出：“以人道、自由为基础，将统制一切之权力，全收于民众之手……这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就是二十世纪世界革命的新信条。”

　　先进分子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同时，逐步认识到建立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对救亡图存、复兴中华的重要性和紧迫性。1920年2月，李大钊和陈独秀就商议组建中国共产党。蔡和森也提出，“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毛泽东在《“驱张”和“自治”不是我们的根本主张》中表示，“我意我们新民学会会友，于以后进行方法……一是从事于根本改造之计划和组织，确立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

　　1920年3月，在李大钊主持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5月，在陈独秀主持下，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在此基础上，上海、北京两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相继成立。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指导下，全国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陆续建立起来。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一大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就此正式成立，拉开了中国现代化运动新的篇章。

　　经济维度：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生产力的高度发达是社会现代化的首要标志，无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社会，都要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为基础。

　　陈独秀曾经在答复黄凌霜的一封信中陈述过关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观点，他指出，共产党要努力的是让工人们的强制的、被迫的劳动转变为人尽其才、通力合作的劳动，努力使生产社会化，大力增进生产力，“使生产力大增、生产品充裕，使人人真能各取所需”。另外，李大钊在《社会主义下的经济组织》中提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的问题。瞿秋白在《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一文中也指出人类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不一致是由于生产力发展不一致而导致的：因为生产力发展的程度不同，虽然经历的经济阶段可能是一致的，但各个国家和民族在同一个时代的发达程度也会存在先后错落的景象。“生产力的状态变，经济关系也就变”，“经济关系受生产力状态的规定，已经可以明了……”

　　李大钊提出，要想在中国发展实业，必须按照社会主义的方式建立由无产阶级组成的政府，这样才能消灭国内的剥削阶级，抵抗国外资本主义国家的压榨。李大钊分析了当时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后指出，世界的经济组织形式已经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发展。在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方面，李大钊认为创办国营经济是最主要的方式，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要把生产工具以集体的形式还给工人。1920年，陈独秀也分析了当时中国发展工业的困境与出路，他指出：“中国急需发达工业，但同时必须使重要的工业都是社会的不是私人的。”陈独秀认识到当时我国工业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认为当时我国资本制度还不发达，恰好可以扬长避短，提出在发展我国工业的时候要发展社会主义工业，要让国家重要的工业都是社会主义的，避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这样可以避免经济危机的出现。

　　文化维度：进行文学革命

　　关于文化的现代化，先进分子认为中国人要脱离蒙昧时代，成为文明民族，必须以科学与人权并重，既要发展科学的文化，又要以人为本发展平民的大众文化。瞿秋白曾指出，人们处在不同民族文化的交融和冲突中时，要创新增进各自的文化，而不能囿于自己个别民族的文化。他认为当时东西方文化都存在病态，主张融会东西之长，建立新型文化。“现时两种文化，代表过去时代的，都有危害的病状，一病资产阶级市侩主义，一病‘东方式’的死寂。‘我’不是旧时代之孝子顺孙，而是‘新时代’的活泼稚儿。”他批评了脱离了平民大众的儒家伦理所谓仁义道德的虚伪性，指出文化的平民化、科学的社会化真正实现之时就是旧社会灭亡之日。

　　先进分子力求通过实施社会性的文学革命，来实现社会文化的现代化。陈独秀指出，“我们的民族性……缺少创造力”，为倡导新文化，高举“文学革命军大旗”，他发表《文学革命论》一文，明确提出“三大主义”的新文学革命目标：一是要推倒那些工于雕琢、阿谀谄媚的贵族式文学，建立平实易懂、抒发真情的国民文学；二是要推倒那些陈腐不堪、铺张文字的古典文学，建立新鲜的、真实的写实文学；三是要推翻那些曲折晦涩、隐晦难懂的山林文学，建立明了的、通俗易懂的社会文学。在实践中，陈独秀也认识到文化现代化的艰巨性和长期性，他在《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一文中写道：“创造文化，本是一民族重大的责任，艰难的事业，必须有不断的努力，绝不是短时间可以得着效果的事。”瞿秋白主张要用真正的道德和科学颠覆封建文化，用社会主义革命文化革新资产阶级文化，“只有真正的道德，真正的科学是颠覆东方文化之恶性的利器”，“此种新革命文化的先驱，正就是杀帝国主义的刽子手”。

　　社会维度：打破封建礼教束缚

　　个人的人格独立应该是现代化社会的重要标志，李大钊的社会理想是以人的解放为核心，通过“心物”的双向改造，使社会的变化、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统一起来，把“对人的统治的政治”改造为“对物的管理的政治”。为了打破漫长封建专制对中国人思想的禁锢，李大钊十分注重个人精神解放的重要意义，认为精神解放是一切解放之前提。李大钊认为道德是贯穿于一个社会的习惯风俗，“古今之社会不同，古今之道德自异。而道德之进化发展，亦泰半由于自然淘汰，几分由于人为淘汰。孔子之道，施于今日之社会为不适于生存，任诸自然之淘汰，其势力迟早必归于消灭。吾人为谋新生活之便利，新道德之进展，企于自然进化之程，少加以人为之力，冀其迅速蜕演，虽冒毁圣非法之名，亦所不恤矣”。

　　毛泽东也深刻认识到国民个体健全发展的重要作用，1920年，他在《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中国：从湖南做起》中指出：“国民全体是以国民个人做基础，国民个人不健全，国民全体当然无健全之望。”恽代英认为，我国社会事业的诸多问题在于国人缺乏社会性，如西方人所称“中国人如一盘散沙”，中国人缺乏社会性的修养是阻碍国家振兴的最根本原因，即所谓的缺乏团结力，要改良这个社会，建设国家的社会事业，增强国人的社会性是前提。先进分子不仅在理论层面探讨组织现代社会的路径，而且从国家实际情况出发，指出了真正实现建立现代社会的前提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他们把这些探索落实到了实践之中。如1922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提出了帮助妇女获得政治权利、保护女工和童工、打破旧社会一切礼教习俗束缚的目标，同时指出，在私有财产制度之下，妇女真正的解放是不可能的，只有无产阶级获得了政权，妇女们才能得到真正解放。

　　（摘编自《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丁强 牟德刚/文）

　　责任编辑：魏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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