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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的战略观

　　在解放战争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能够观大势、谋全局，从战略上看问题、想问题，顺应历史大势、履践人间正道，在关键时刻作出正确战略决断，以摧枯拉朽之势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

　　做到目标坚定，“将革命进行到底”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基于对历史发展的深刻洞悉，始终秉持非凡的战略定力，将战略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取得了人民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

　　抗战胜利时，国民党拥有正规军约200万人，加上其他军事力量共430万人。而人民解放军仅61万人，加上地方部队和后方军事机关人员共127万人。双方兵力对比为3.4∶1。抗战后期，国民党军队得到美国大量军事援助，武器装备大大改善，约有四分之一成为美械或半美械部队，又在受降中接收了侵华日军100多万人的武器，还控制着几乎所有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以及几乎全部现代工业。

　　面对国共关系何去何从和双方力量对比的巨大悬殊，毛泽东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前两天，就颇具战略预见性地指出，“国民党怎么样？看它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蒋介石“此人历来是不知感恩的”，“翻一翻一九二七年的老账，还想照样来干”。之后，毛泽东还指出：“我们宁可把事情估计得坏一些，不但要准备打三年到五年，还要准备打十年到十五年，最坏就得打得我们连一个县城也没有。”从而对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即将发动内战的已定方针，实现了战略上的清醒认识，使全党全军特别是党内高级干部对即将面临的艰苦斗争形势有了战略预判。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面对战争初期国民党军疯狂进攻和我军被迫全线撤退，党内存在“胜不胜”的问题，正如毛泽东指出：“许多人希望我们胜，但是害怕我们不能胜，怪我们失掉许多地方。”8月6日，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会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运用历史眼光分析指出：“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并纵论国际历史，作出“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的战略论断，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进一步坚定了全党全军与国民党彻底决裂、斗争到底、革命必胜的决心和信心。

　　经过三大战役，国民党政府在长江以北的力量已全线崩溃，在长江以南也难组织起系统的防御。风云变幻的历史关头，面对帝国主义的试图干涉、国民党反动派的空喊“和平”、国内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不实幻想，毛泽东再次用历史的“清醒剂”笃定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战略决心。

　　把握规律，让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打败仗”

　　“兵民是胜利之本”的战略思维。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总结出“兵民是胜利之本”的战略论断。全面内战爆发时，解放区的面积不到全国的四分之一，主要是农村和一些中小城市。解放区民众绝大多数是贫苦农民，他们祖祖辈辈受地主阶级残酷的地租剥削，最强烈的愿望是能做自己土地的主人。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原则通过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提出：“在广大群众要求下，我党应坚决拥护群众从反奸、清算、减息、退租、退息等斗争中，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

　　在“参军保田”的口号下，大批青壮年农民潮水般涌入人民军队，并竭尽所能保障解放军作战。辽沈战役胜利是东北人民全力支援拼出来的，淮海战役胜利是老百姓用小车推出来的，渡江战役胜利是老百姓用小船划出来的。仅东北解放战争期间，就有160万东北民众参军；淮海战役中，动员起来的民工累计达543万人，向前线运送1460多万斤弹药、9.6亿斤粮食等军需物资；渡江战役中，2万多名船工参加战斗，不少船工穿上“老衣”（按当地风俗为去世的人穿上的衣服），抱着誓死的决心运送解放军“打过长江去”。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战略思维。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在最小的指挥所里指挥了世界上最大的人民战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能够尊重一线指挥员通过战场实践得到的客观认识，及时调整战略决策，主要对作战方针和战役中的关键性问题进行及时明确的指导，至于其他具体作战部署和战场处置，就由战役指挥员依据战场上千变万化的实际情况去作出决定。1948年初，为扩大战略进攻，把战争引向外线，中央决定粟裕率华野3个主力纵队渡长江南下，希望粟裕“熟筹见复”。通过权衡中原作战和渡江作战的利弊，粟裕向中央“斗胆直呈”，认为我军在长江以北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更有利于加速消灭敌人主力。毛泽东极为重视粟裕的建议。4月30日，陈毅、粟裕奉命到达毛泽东住地汇报时，毛泽东一改会见党内同志不迎出门的习惯，大步走到门外，同粟裕长时间握手问候。最终，他同意了粟裕的意见，调整了战略部署，擂响了中原会战的战鼓，对解放战争后续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总揽全局，“眼底六洲风雨”“胸中百万兵”

　　做到权衡利弊、进退自如。1947年3月，国民党军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等部25万余人，从南、西、北三面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围攻，妄图一举消灭我党中央，消灭不成便赶过黄河，从而在政治上打击我党。当时，我军在边区只有约3万人的部队，兵力、装备都处于绝对劣势，形势极其严峻。毛泽东果断决定撤出延安、转战陕北。在转战陕北的1年零5天中，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部分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编成中央纵队，从一个山村转移到另一个山村。最频繁时，中央纵队在20天内跨靖边、横山、子洲、绥德、米脂、葭县6个县境，住过13个村庄。由此将国民党军队最大的战略预备队——胡宗南集团牢牢牵制于陕北。毛泽东在转战陕北时说：“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转战陕北一年多，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在陕北的山茆沟岔间，指挥着全国各路大军奋勇作战，取得了辉煌战绩。解放军按照“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逐步打击歼灭胡宗南部，使其遭受多次重大损失。1948年4月21日，西北野战军收复延安。

　　做到避实就虚、出其不意。解放战争第二年，在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下，解放军主动撤出一些城市，解放区面积缩小。同时，各解放区停止了复员精简，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参军参战动员，人口减少、军政人员增多，解放区农民负担明显加重。此外，1946年10月国民党军占领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蒋介石不顾我党和民盟的反对强行召开所谓“国民大会”，国共谈判大门彻底关闭；蒋介石的“全面进攻”被迫转为“重点进攻”，其主力进入我方解放区腹地，导致后方空虚。经过通盘考虑，毛泽东抓住关键时机，及时做出“大举出击，经略中原”的战略决策，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1947年5月4日，电令刘伯承、邓小平“独力经晋冀鲁出中原”。

　　6月30日，经过休整后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四个纵队12万人，在山东鄄城县临濮集到阳谷县张秋镇150公里的地段上，一举突破黄河天险，挺进鲁西南，发动鲁西南战役，在一个月时间里歼敌6万余人，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随后，刘邓大军分三路向大别山疾进，并于8月末进入大别山地区，开始经略中原，直逼蒋介石在全国的统治中心南京及重镇武汉。此举把主要在解放区进行的内线作战转变为主要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的外线作战，使中原地区由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的重要后方变成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

　　（摘编自《红岩春秋》2022年第10期 路军 陈嘉薇/文）

　　责任编辑：魏捷

原文链接：http://www.sx-dj.gov.cn/a/dscq/20221230/8161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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