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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小的变迁

　　

　　

　　1985年9月1日是我去村小上学的日子。那天是父亲送我去的，他把我交给老师，就匆匆忙忙去地里干活了。

　　那时候学校的土坯房刚推倒不久，新建的教室是青砖青瓦的大房子。学校里只有两排教室，前面是一年级、二年级，后面是三年级、四年级。因为后面一排没有巷子，多出来的那间房子，就成了老师的办公室。

　　我带着从家里搬来的小板凳，跟在语文老师后面，怯怯地走进教室，他把我带到第一排的泥巴课桌边上，让我坐下来。语文老师是我们村的人，这让第一次进学堂的我减少了不少生疏感和恐惧感。由于教室刚刚建好，还没有来得及弄讲台和讲桌，语文老师只能站在黑板前，大声地说道：“现在给交过学费的同学发新书了，没交学费的，下午要把学费带来。”

　　那时候，一学期的学费是4块5毛钱。即便如此，当年也有很多孩子不能及时交上学费，因为大多数农村家庭的父母手头都不宽裕。我清楚地记得，读二年级的那年暑假，老师让交一块钱买暑假作业，我家当时交不上，母亲只能向邻居家借钱。几天后，母亲卖了鸡蛋，才把那一块钱还上。因为交学费太难，同学们还自编自唱了一首儿歌：“星期一开大会，老师让我交学费，交一毛、交两毛，老师嫌我交得少，老师让我回家拿，爸爸妈妈不在家……”

　　其实爸爸妈妈不在家是很多孩子拖延交学费的借口之一，主要还是家里困难。有些家庭特别困难的同学一学期都快上完了，学费也还没能交上。

　　二年级第一学期开学，学校把泥巴课桌给推倒了，换了一批新课桌。这些课桌是学校买的树，请村里的木工做成的。严格来说那也不能叫作课桌，只是下面有几个腿，上面撑着一块木板罢了，如果有同学在教室内打闹，一不小心就有可能把它们掀翻。

　　当时学校极度简陋，没有名称，没有校名牌匾，甚至连大门都没有。仅仅因为我们村叫黄大营村，所以大家理所当然地把村小叫作黄大营小学。学校里总共就只有七个老师，清一色的都是男老师，都来自附近几个村庄。办公室门口有一根柱子，柱子中间挂了一个铃铛，柱子上面绑了一根竹竿，竹竿上面是一面五星红旗。学校里也没有多余的人，所以打铃的任务就交给了值日的老师，其实大部分都是由老校长完成的——因为他手脖上常年戴着一块手表，而其他老师都没有，只有老校长能够准时准确地完成打铃的任务。其他老师打铃大部分都是估摸着时间，晴天看太阳，下雨天则通常放学要早一点。

　　有一段时间，为了学生的安全，校长和村长商议决定在学校周围挖一圈壕沟，只在南边留了一个出口。壕沟里一般没有水，同学们放学的时候大部分都是直接跳到壕沟里，有时候还在里面玩耍一会才回家。如果遇到下雨天就麻烦了，壕沟里有水，肯定是过不去了。此时学校院子里和村庄里一样，全是泥巴路，穿着胶鞋也是深一脚浅一脚的。

　　那时候语文老师给我的印象最深刻。他经常让我们轮番到讲台上朗诵或背课文。有几次他还让我到讲台上带领同学们一起读书。不过那时候我胆子挺大的，声音也很高，经常得到语文老师的夸奖。

　　没过几年，我们的村小就被合并到了附近的一所小学里。后来村小的房子被拆掉了，建起了一所幼儿园。幼儿园的园长就是当年从村小毕业的学生，他想起当年在学校的情景，也很是感慨，说不能让我们的孩子再输在起跑线上了。于是他特意从城里请来幼师专业毕业的老师教书。当然，也有我们村附近毕业的大学生来幼儿园教书的。我每次路过那所幼儿园时，还能听到朗朗的读书声和课间的嬉笑声。那些声音比起我们当年，要干净许多，因为他们的声音里缺少了泥土的气息。虽然同样也生活在农村里，但他们如今却享受着从前城里孩子都没有享受过的东西。

　　幼儿园的南边，是我们村的老年活动中心。当年的语文老师早已白发苍苍，如今他每天都会端着茶杯到老年活动中心找人下棋。有时候我们路过那里碰到他，都会尊敬地喊一声：老师好。他也会笑着朝我们打个招呼，而且还得意地和看棋的人们显摆显摆：“看看，这都是我的学生。”

　　看棋的人也真诚地笑着说：“您是咱们村建校后的第一批老师，估计咱村里50岁以下的人都是您的学生呢。您可是咱村的大功臣了！”

　　老教师摇摇头，用手指了指北边的幼儿园，笑道：“你说得不对，那里的孩子都不是我的学生。”

　　又有人笑着接话：“那里的孩子可都是您学生的学生，也就是你的徒孙喽！”

　　“对，对，你说得也是，哈哈——”老教师忍不住地开怀大笑，围观的人也都跟着哈哈大笑起来。

　　（作者系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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