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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起义：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发端

　　

　　

　　

　　油画《南昌起义》/黎冰鸿

　　中国共产党在血与火的考验中，深刻揭示了一个牢不可破的真理：党指挥枪是保持人民军队本质和宗旨的根本保障，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人民军队前进才有目标、有力量。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纠正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放弃党对中国革命，尤其是放弃党对军队领导权和指挥权的错误路线，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步入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新的历史时期。

　　南昌起义的筹备

　　南昌起义前夕，中共中央曾考虑到我党所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大部分都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建制里，因此想争取联合该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一起参加起义，然后重回广东，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再图北伐。但是，中共中央后来发现张发奎与汪精卫相互勾结，企图以开会的名义，解除准备参与起义的将领贺龙、叶挺的兵权。于是，中共前敌委员会毅然放弃了联合张发奎的打算，决定独立发动南昌起义。

　　1927年7月中旬，在新组建的中共中央5人政治局决定“武装暴动的新政策”后，根据党中央的部署，李立三、邓中夏等即去九江开展工作，聂荣臻、贺昌等即联络叶、贺部队。7月24日，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等组成前敌委员会，积极主动地负责组织和领导南昌起义。尤其是前委书记周恩来，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决定，精心组织筹划起义中的重大事宜。

　　作出起义的决策已定，但对起义地点则未事先确定。周恩来对当时敌我兵力分布态势作了综合考量，认为将起义地点选择在九江不可取。九江是长江的一个重要港口，帝国主义列强集结在长江中下游的军舰达数十艘，中国共产党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必定会受到帝国主义的围攻。此外，长江沿岸都有国民党反动派的部队驻扎，因而把地点选在南昌比九江更为有利。

　　在起义的分工上，也是中共前敌委员会独立自主谋划的结果。叶挺被任命为前敌总指挥；朱德在起义中扮演“参谋和向导”的特殊角色；刘伯承思维缜密、指挥有方，被委以重任；徐特立被确定为争取江西省政府主席姜济寰的最佳人选；林伯渠被选定负责财政事务……经过精心谋划，起义军共歼敌3000余人，占领南昌城，起义战斗取得了胜利。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实现了党对武装斗争和掌握军队重要性认识的质的飞跃。

　　南昌起义后党对军队的掌控

　　为加强和保证党对军队的领导，中共中央明确提出“党的作用高于一切”的原则，指出“党的组织是一切组织的根源”。南昌起义的第二天，起义部队就进行了整编，绝大多数军、师、团都配备了由共产党员担任的党代表、政治部主任、指导员等。这实质上是人民军队政治委员制度形成的雏形，对于提高部队综合素质，实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有效实行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起义后，中共前敌委员会努力用无产阶级思想、党的政策主张武装官兵的思想，统率部队的行动。这体现在起义后所发布的一系列文稿中，比如，起义后不久颁布的《兼代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告全体官兵书》庄严宣告：“我们的下级官长尤其是士兵同志，十有八九都是贫苦的农民出身。我们此次革命的行动，既是为实行土地革命，解决农民问题而奋斗，自然就是为解决我们自身问题而奋斗。”在起义军到达汕头后所颁布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贺示》布告中郑重申明：“对于民众团体，保护十分严谨。对于商界同胞，买卖尤属公平。士兵如有骚扰，准其捆送来营。本军纪律森严，重惩决不姑徇。”这些宣言所提出的条款与后来作为红军行动准则、对人民军队建设起了重要作用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但精神一致，就连某些词句都几乎一样。

　　起义军不仅申明自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指挥的人民军队，而且在实际行动中也积极践行自己的宣言，执行党的意志和主张。在南进途中，起义军就开始抛弃旧军队的筹款办法，实行新的财政政策。旧军队依靠土豪劣绅巧立名目，向穷苦百姓提款、排款、借款，实际上“是剥削到一般贫苦的工农小商人身上，大商劣绅反可从中渔利”。而起义军却决定并开始实行“征发地主的粮食”，“没收劣绅反动派等的财产”，“对土豪劣绅的罚款”，“将财政的负担从贫苦的工农身上转移到富有阶级”等筹集粮饷办法，从而把矛头直指大地主和土豪劣绅，这在中国军队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

　　南昌起义的延续与影响

　　起义后，因缺乏革命经验，加上急于挺进广东，前敌委员会未及时对起义军进行全面整顿，部队也暴露出纪律松懈，甚至出现擅自离队等情况。前敌委员会深切体会到，必须用无产阶级思想、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来统率官兵的思想行动。

　　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广东潮汕地区遭遇失利后，朱德、陈毅率起义军余部转战湘粤赣边境。由于起义部队孤军奋战、四面受敌，在向赣南进军途中又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干部战士思想混乱，导致部队几乎溃散。为此，在1927年10月初至11月下旬，起义军余部先后开展了天心圩、大庾、上堡整训，史称“赣南三整”。

　　天心圩整训主要是稳定起义队伍的思想情绪，加强思想政治宣传工作。针对部队思想涣散的危急情况，朱德立即组织召开军人大会，对部队进行初步整顿。大会上，朱德提出两条政治纲领：一是坚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二是革命必须自愿。这次动员，使大家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在困难中认清了方向，增强了夺取胜利的信心。

　　大庾整训主要是针对旧军队的不良制度和作风，通过从组织上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来保证党对军队的政治领导。1927年10月底，朱德率领部队来到赣粤边境的大庾地区。朱德、陈毅利用国民党军阀各派之间进行混战、放松对起义军追击的间隙，组织部队进行整训。首先，从整顿党、团组织入手。重新登记党、团员情况，成立党支部以健全组织，注重连队工作，加大基层连队的党、团员比重。同时，还选派部分优秀党员去基层担任指导员，从而加强了党对部队的全面领导。其次，对部队进行整编。起义部队减员严重，原有的军、师建制都成了空架子。他们从实际出发，不再按照完整建制搭建部队，而是把部队整编为一个纵队。

　　上堡整训主要是纠正违纪和开展游击战训练，把政治整训与军事训练相结合，摆脱军阀部队的影响。

　　“赣南三整”把思想教育、组织整顿、军事训练三者有机结合，加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增强了部队凝聚力和战斗力，为初创时期人民军队政治建军积累了经验。

原文链接：https://www.12371.gov.cn/Item/607936.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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