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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们参加祖国建设的时候了

　　1950年8月31日，载有一百余位留美归国学生的轮船自美国旧金山启程前往中国。这条船是载有中国留学生最多的一条船。图为归国留学生在船上的合影。（资料图片）

　　《留美学生通讯》刊发的《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资料图片）

　　新中国成立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肩负历史重任，以一腔报国热情向科学进军，树立起一座座精神丰碑。让我们重温一组书信，感受他们的科学理想和动人情怀。

　　冲破封锁，踏上归途

　　同学们：

　　是我们回国参加祖国建设工作的时候了。祖国的建设急迫地需要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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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国的劳动人民已经在大革命中翻身了……从现在起，他们将是中国的主人，从现在起，四万万五千万的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企业家将在反封建、反官僚资本、反帝国主义的大旗帜下，团结一心，合力建设一个新兴的中国，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一个以工人农民也就是人民大众的幸福为前提的新中国。

　　要完成这个工作，前面是有不少的艰辛，但是我们有充分的信念，我们是在朝着充满光明前途的大道上迈进，这个建设新中国的责任是要我们分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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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吧！让我们回去把我们的血汗洒在祖国的土地上灌溉出灿烂的花朵。

　　这段文字选自一封上世纪50年代初影响了许多中国留学人员归国之路的《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此信由当时留美学生朱光亚组织起草，有52名中国留学生签名。

　　朱光亚于1946年进入美国密执安大学研究生院从事核物理实验研究工作，4年后毕业并获博士学位。进入密执安大学之前，他本是作为年轻学者，跟随物理学家吴大猷、化学家曾昭抡、数学家华罗庚一起赴美考察、学习原子弹的相关技术。

　　哪知，一行人刚刚赴美，就接到美国政府的规定：凡是与原子弹有关的科研机构，包括工厂，外国人均不得进入。加之当时国民党政府忙于内战，政治局面和经济形势混乱不堪，承诺的研制经费也随之落空，科研顿时陷入窘境。现实让朱光亚认识到，旧中国不可能搞出原子武器，美国任何时候也不会帮助中国发展尖端科学技术。作为中国人，要发展就得靠自己。

　　考察热望破灭后，几人分别进入美国的研究机构或大学学习。朱光亚一边作为吴大猷的助手做理论物理课题，一边攻读博士学位，学习实验核物理——与“原子弹之梦”最接近的研究领域之一。

　　留学期间，朱光亚密切关注国内形势变化，积极组织学生进步活动。他不仅学术上表现突出，还在当时规模最大的留美中国学生社团担任分会会长，在同学们中很有号召力。平日里，朱光亚常常组织大家围坐在草坪上宣读家信，传递国内消息。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一时间，留洋学生奔走相告。同年12月18日，周恩来总理通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向海外知识分子发出“祖国需要你们”的号召，代表新中国政府邀请海外留学生回国参加建设。进步科学家团体“留美科协”等不断召开讨论会、座谈会，积极宣传新中国的政策。

　　在国家政策的感召、进步团体的推动下，海外学子掀起了归国潮。朱光亚抢在美国对华实行全面封锁之前，于1950年2月搭乘“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取道香港返回祖国。回国前，他牵头组织起草《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以肺腑之言呼唤海外学子回国参加建设。这封信在留美学生中间产生了极大反响。后来，密执安大学的大部分中国留学生在取得了学位后，都纷纷选择回国。这封信还传到英国、法国，在那里的许多中国留学生也都陆续回到了新中国。

　　1950年8月31日，载有128位归国留美学生的“威尔逊总统号”轮船自美国旧金山驶往中国。临行前，研究核物理的赵忠尧和研究遗传学的鲍文奎商定，冒险把经典加速器的图纸、真空管的零件放在鲍文奎的行李箱里。由于鲍不是学原子弹的，所以当他们登上轮船时，鲍文奎相对安全，行李也没有受到严格的检查，从而顺利地将科研设备带回祖国。而在邮轮抵达日本横滨时，赵忠尧、罗时钧、沈善炯被要求接受检查。此后，三人被押送下船、上岸讯问，遭到非法扣押。经中国政府的交涉，约两个月后，三人方获释。

　　回国的路，备受阻挠。1951年，美国司法部公然下令各移民局禁止一切受过“科学训练”的中国留学生离境，明令警告已经掌握了专业技术知识的中国留学生“不得离开或企图离开美国”。直到1955年中美大使级会谈就侨民回国问题达成协议，美国才取消了这一禁令。

　　尽管如此，1950至1955年间，在国家的支持帮助下，海外学子冲破层层封锁，有上千人回到祖国。他们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在党的领导下快速投身国家科技事业。

　　一封无法寄出的家书

　　父亲、母亲：

　　你们好吗？如果你们现在看到我，还能认出你们眼前的这个中年男人就是你们的儿子吗？

　　还记得1963年的团圆吗？当时我故作轻松地说，我马上要去执行一项任务，也可能好长时间不能回家。父亲什么也没说，默默地点了点头。母亲抬头看了看我，眼睛里全是问号。多亏也是军人的哥哥，说了一句“别问，保密。”

　　现在，这个秘密可以揭开了。

　　1964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号外那震撼人心的标题：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那是我永生难忘的一天。

　　对我来说同样难忘的，还有1967年的7月10日。那天，我刚刚执行完任务，科室主任对我说，有我一封信。

　　拿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就感觉不同于往常。信封很厚，里面好像装着其他的什么东西。我急忙打开信封，抽出信纸，一块黑纱掉了出来。我的母亲去世了。我戴上黑纱跪在地上，嚎啕痛哭。但是我不能哭得太久，因为马上就要去执行一项新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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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年了，离开的时候，是热乎乎的团圆饭。回来的时候，是你们冰冷的墓碑。可付出青春年华的何止我一个！而所有的这一切换来的是我们拥有了震撼世界的原子弹和氢弹，我们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我们铸就了共和国的核盾牌！

　　1963年，23岁的王鹏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原子工程系引爆控制系统专业。毕业后，他接到命令，要执行一项重要任务。任务是什么不能说，去哪里也不能说。组织上给了王鹏几天假期，要他回家看看父母。

　　当时王鹏家里条件不是很好，但即使这样，父母仍然摆了一桌像样的饭菜，为他送行。王鹏没有想到，这竟是他和父母的最后一顿团圆饭。

　　在之后执行原子弹、氢弹、核潜艇研制任务的19年里，王鹏的双亲先后去世，他都没能到床前送终。不仅如此，王鹏到底在哪，执行什么任务，由于他始终没有向家里透露一个字，他的父母也无从得知。

　　任务结束后，回到家的王鹏写下了这封信，却是一封再也无法寄出的家书。

　　像王鹏这样隐姓埋名，在核工业等领域无私奉献数十年的，并不在少数。

　　邓稼先离家远赴征程时，女儿才4岁，儿子只有2岁。1958年，他与妻子、一双儿女拍摄了一张全家福，自此便走进大漠荒烟，从人间“失踪”了28年。

　　在核武器研制基地，邓稼先任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他一面部署同事们分头研究计算，自己也带头攻关。在没有资料、缺乏试验条件的情况下，邓稼先带领大家用手摇计算机、拉计算尺、扒拉算盘，算出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数据。

　　在与世隔绝的茫茫大漠中默默奉献，不畏艰苦，不惧牺牲，是什么支撑着科学工作者？

　　是党的需要、祖国的需要。

　　1985年，邓稼先离开罗布泊回到北京时，他已身患癌症。直到1986年6月的一天，他的名字突然同时出现在全国各大媒体报道中，埋藏了多年的秘密才被人知晓。

　　28年隐姓埋名，聚少离多，或许在有人看来，这样的日子是不值得选择的。而邓稼先去世前，却对爱人说：“要是有来世，我还是选择中国，选择核武器事业，选择你。”

　　这就是中国的科技工作者，他们将有限的人生投入到为祖国科技发展的无限奋斗之中，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这片热爱的土地。（张艺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