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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岩村的读书与写作

　　

　　南方局机要科的同志进行理论学习。

　　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位于红岩村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是党中央派驻重庆的秘密机构。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特别重视党员干部教育工作，红岩村的学习氛围一直很浓厚。

　　受益匪浅的读书和讲学

　　在红岩村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二楼有个图书室，室内墙壁上用艺术字体写着“太忙就挤，不懂就钻”。这句话源于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一段论述，他主张读书学习没有时间就“挤”，看不懂就“钻”。周恩来常用它来激发同志们的学习热情，要求大家在任何艰难情况下都要坚持学习，工作越是紧张越是要抓紧学习。

　　早年负笈东瀛、旅居欧洲的周恩来本已通晓日、英、法、德等多国语言，但仍然拜南方局外事组的龚澎为师，继续提高外语水平；每天早晨，红岩村的松树旁必有董必武朗读英语的身影。在他们的带动下，红岩村人人自奋，个个刻苦，学习蔚然成风。

　　红岩村有的同志十几岁就投身革命，文化程度不高。这些同志读书，特别是读理论著作，当然会感到吃力。因此，在学习《联共党史》时，周恩来亲自作辅导报告，他还给大家作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报告，讲解《资本论》等著作中的学术问题。

　　除了学习理论，红岩村的同志还阅读文艺作品。大家常到图书室借阅拜伦、雪莱、屠格涅夫、普希金、托尔斯泰等外国作家的名著，也争相阅读和讨论《水浒传》《三国演义》《西厢记》《红楼梦》等中国古典名著。

　　一些学有专长的同志，如华岗、张友渔等，都是有重要著述的学问家，他们每隔一两周就在红岩村开一次学术讲座。郭沫若、翦伯赞等名家也到红岩村作学术性演讲。讲座内容丰富多彩，红岩村成了“红岩大学”。曾在红岩村工作的何启君回忆：“我自十八岁起就不当学生了，而投身于革命队伍，我就在这革命队伍中学理论、学文化，学各种知识。我认为，在红岩的三年，乃是我的大学阶段。抗战前，我是高中肄业，后来上过‘抗大’，还在‘抗大’当过‘文化教员’，但我攀登政治、文化知识的更高之处，是在这一阶段。我以为，我实际上受过大学教育，那就是在红岩大学。”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这期间，周恩来等以坚定的立场给国民党顽固派以有力反击，同时教育红岩村全体同志要保持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要努力活跃机关生活。红岩村一楼的救亡室成了组织机关文体活动的地方。1941年到1942年，救亡室设有七八个委员，负责组织戏剧、歌咏、体育活动，还设有学习委员，主管工农出身的机关人员的文化学习。

　　全党整风拉开帷幕后，南方局成立了由周恩来、董必武负责的学习委员会。南方局分批调集所辖各地区党组织的主要领导干部回红岩村参加整风学习，根据政治水平和文化程度分为高、中、普通三个小组，并按照学风、党风、文风的顺序，系统地学习整风文件。南方局领导的整风学习和审干工作坚持实事求是，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党员，不仅使人心情舒畅，而且使许多党员干部在思想上得到很大提高，作风上有了很大改进。

　　一举两得的写文章活动

　　在浓厚的理论与文化学习氛围中，周恩来倡导红岩村的同志都来写文章。这不仅可以提高机关同志的政治觉悟和写作水平，还可以给《新华日报》等提供可靠的稿源，可谓一举两得。

　　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同志带头撰写文章。他们的文章经常发表在《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上。南方局情报系统人员陈于彤的儿子在回忆文章里记述：“有一天晚上，周恩来找父亲到他办公室去谈话，谈到了半夜两三点。周恩来便让父亲先回去休息，以后再约时间谈。他说自己还要赶写一篇第二天要见报的社论。父亲回到房间倒头就睡，一觉醒来已是上午10点了。他起来看见桌上有份当天的《新华日报》，头版上正是他睡觉时周恩来连夜赶写的题为《论军事第一》的长篇社论。父亲看着报纸，一股崇敬之情从心中油然升起。”

　　南方局的青年干部也积极响应号召，写一些时事评论。青年组朱语今的文章善于理论联系实际，既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又宣传党对抗日形势和任务的分析以及抗日的方针政策，动员大后方青年参加抗日民主运动，在当时很受欢迎。妇女组的张晓梅、卢瑾等同志常写一些妇女生活类的文章，介绍国内外妇女运动的动态，提高女性的理论水平和政治觉悟。

　　为帮助水平有限的同志写文章，陈舜瑶、李白蕾等常帮助修改稿件，并鼓励发表，大家的学习劲头更足了。事务工作人员李文学积极性高，经常写各种文章发在壁报上，受到许多夸奖。在李文学带动下，警卫班的红军老战士也一边学习一边写作。

　　意义深远的剧评创作

　　抗战期间，重庆文化界活跃着一批进步人士。郭沫若、曹禺、夏衍等的剧作，都曾在重庆舞台上引起巨大反响。为在话剧界广交朋友，引领话剧工作者走向进步，周恩来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

　　曹禺的名作《北京人》首演成功后，周恩来立即安排《新华日报》记者去了解戏剧界各方人士的意见，让文化组组长徐冰组织南方局的同志去看戏，他也于百忙之中挤时间一遍遍地观看，然后组织大家讨论。周恩来安排张颖执笔，徐冰修改，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署名茜萍的评论文章《关于〈北京人〉》。文章着重肯定了《北京人》的社会意义：“抗战期间固然应该多写活生生的英勇战绩和抗战人物，但也不妨写些暴露旧社会黑暗面的剧本，去惊醒那些被旧社会的桎梏束缚得喘不过气来的人们，助之走向太阳，走向光明，走向新的生活。”

　　皖南事变后，郭沫若怀着强烈的愤怒写成历史话剧《棠棣之花》，借以引古喻今。周恩来找来剧作家石凌鹤，让他带头将剧排出来。在白色恐怖笼罩的重庆，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分裂行径的现实题材剧本，为时局所不容，中共的许多活动被迫停止。《棠棣之花》首先打破了重庆剧场的沉寂。此后，郭沫若创作激情高涨，不到一年半时间又写出了《屈原》《孔雀胆》等历史剧。

　　当时红岩村写文章活动的一个重点，就是为这些进步戏剧写剧评。《新华日报》以整版副刊开辟《棠棣之花》剧评专栏。周恩来不仅组织文化组写剧评，还亲自修改文章，阐发历史剧在现实中的意义和作用。周恩来指出：“今天全世界正处在光明与黑暗的决战中，中国也正处在自由与奴隶的搏斗中。”“用正确的历史眼光，抉择历史上壮烈英勇的故事，用适当的形式表现出来，使人们由于对民族历史、民族英雄的怀慕，而提高了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激发了民族的热情和正气，这正是今天文艺界努力的方向之一。”

　　文化组的张剑虹回忆：“周恩来同志教导我们，在《新华日报》上写文章必须有党的政策观点，当我写的第一篇国际问题的评论《土耳其往哪里去？》在1942年2月某日的《新华日报》刊登时，周恩来同志当晚把我叫到他在红岩的办公桌前，对我进行了政策上的考核。他指出，我写的和口头回答他的原则都是对的，但有不足的地方，那就是阐明道理不够，因此就不能有很好的说服力，文章的宣传效果也是有限的，我把他的话牢记在心中，他对我的教育是终身的。”

　　（摘编自《红岩春秋》2022年第3期 余迎/文）

　　责任编辑：魏捷

原文链接：http://www.sx-dj.gov.cn/a/dscq/20230519/8996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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