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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的乡村治理

　　中共中央在陕北的十三年间，当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尤其是边区的农村，经过几年治理，大家都“过上丰衣足食、健康快乐的生活”，十多年前“军阀争夺，土匪横行，苛政如虎，烟毒遍地，民不聊生，荒凉满目”的境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政治上实行“三三制”、精兵简政；在经济上实行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发展合作社；在社会方面，兴修水利工程，开展文化教育，实施社会保障，推广义仓运动，提倡男耕女织，从而做到了丰衣足食。这些政策推动着陕甘宁边区发生一系列变化，创造了一个个奇迹。

　　应对频发自然灾荒

　　陕甘宁边区自然条件十分恶劣，几乎每年都会遭受自然灾害的破坏，农民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十分有限。1942年发生的中原大灾荒波及陕北。同年8月开始，陕北遭遇严重水患，许多房屋被冲毁，人民流离失所，耕地被冲垮，牲畜死伤，生产力水平迅速下降，出现了严重的粮荒。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救灾工作，一方面加强组织建设，要求各县组织赈济委员会，负责领导具体的赈济工作；另一方面由陕甘宁边区政府拨粮拨款，发放急赈，把募捐救济与恢复生产结合起来，推行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农业政策与生产备荒政策。陕甘宁边区政府号召边区150万军民开展生产劳动，提高粮食、蔬菜产量，要求部队、机关、学校等各单位制定出详细的备荒计划，发动群众开展生产竞赛、开展采集野菜运动，将野菜晒干保存，以备不时之需，还兴办打井、开渠等水利工程，以工代赈，受到群众的支持。

　　为解决难民流离失所的问题，边区政府制定了优待难民和贫民的政策。要求建立报告制，随时报告移来难民数目、来自何处、安置办法、遭遇困难等；对于自愿移入陕甘宁边区从事劳动生活的难民或贫民，可自行移入，将富县、志丹等7个县划定为垦殖区供其垦殖；对于有病但无力医治的移民难民，提供公共医院免费医疗；规定外来难民在政治上享有与一般居民平等的民主权利，以保证难民不受当地老户的排挤与欺凌。据统计，从1937到1945年，边区各级政府共安置移难民63850户，达266619人。这些移难民经政府安置后，大部分参加了农业生产，还有部分成为手工业、商业者。

　　由于根据地推行减租减息等政策，减轻了农民负担，政府对广大群众特别是灾民难民进行扶植，到1944年，陕北许多村庄的生产力得以恢复，秋收粮食也丰收了，根据地有了较为充足的粮食储备，广大群众特别是灾民难民吃糠咽菜的现象大大减少。纺纱业也发展起来，从事织布与纺纱的妇女达20万人次，解决了群众的吃饭穿衣问题，改善了许多灾民难民饥寒交迫、衣不蔽体的状况。

　　开展生产合作增强民众集体观念

　　生活条件恶化，农村社会中就易出现一些游手好闲的“二流子”，边区政府加强了对他们的改造：对懒汉不再一味迁就，禁止“二流子”赌博，动员地方有威望人士劝说其改邪归正，组织参加生产。政府制定了抵制“二流子”的公约，如代“二流子”找职业、不让“二流子”在家里掌握经济权等。许多改造好的“二流子”成为生产骨干，带动了乡村风气的好转。

　　陕甘宁边区政府鼓励群众开展互助合作，鼓励成立变工队、扎工队等互助组织。1938年，陕甘宁边区开始了变工互助运动，到1942年，变工、扎工等民间劳动互助组织发展起来。各类合作社节省了劳动力，提高了生产率，发展了生产，使农村生活出现了“新面貌、新样式”，出现模范家庭、模范村以及模范乡。

　　毛泽东具体指导了合作社事业的发展，明确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他指出合作社就是为群众服务的性质，要处处想到群众，为群众打算，要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在《组织起来》的讲话中指出，要想从经济上组织群众走集体化道路，就要组织和发展合作社，把群众的力量组织成为一支劳动大军。“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

　　陕甘宁边区开展的合作事业以集团化的方式打破农村分散、个体的状态，也冲击了农村旧的生产关系。毛泽东曾指出，“这种生产团体，一经成为习惯，不但生产量大增，各种创造都出来了，政治也会进步，文化也会提高，卫生也会讲究，流氓也会改造，风俗也会改变，不要很久，生产工具也会有所改良。到了那时，我们的农村社会，就会一步一步地建立在新的基础上了”。在乡村革命之前，边区妇女在经济、社会、政治上的地位比较低。在革命的动员下，她们参加合作事业，生产地位、社会地位也提高了，随之优化了农村的家庭结构，加上新婚姻法的颁布，妇女有了更多话语权和选择权。

　　重视乡村社会的保障事业

　　陕甘宁边区乡村治理取得的成就与社会保障事业密切相关。边区政府通过一系列社会保障法令，保障工人、妇女及军人等广大社会阶层的生存权益。

　　在革命年代，革命军人的待遇直接影响着革命进程。毛泽东对革命军人社会地位的关注，来自一次军人的请愿事件。1938年初，来自延长、延川、宜川等县约200多名残疾军人，要去延安“请愿”并面见毛泽东。毛泽东接见了这些伤病员，提出务必要妥善改善伤病军人的待遇。毛泽东与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研究决定，先从组织上加强统一管理，把陕甘宁边区的5个八路军残疾医院整合为一个总院。何长工将做好的建院方案呈交毛泽东后予以执行。这一举措得到了伤残军人的支持。

　　为了保障抗日军人的经济与社会地位，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了《政务人员公约》《陕甘宁边区拥军公约》等政策法令，对于退伍退职人员、复员将士等，对边区以内有家可归，但家境贫困、无法维持生活者，由政府介绍回家，当地政府补助其3—5个月粮食，发动群众调剂生产资料；对于边区内外无家可归者，政府划定屯垦区，或设各种手工业作坊，采取集体合作的生产方式，开展生产。陕甘宁边区政府还通过提高抗属的经济与社会地位，来巩固抗日军人的抗日决心。如从物质保障方面加以优待，根据抗属土地、劳动力等条件，政府给予适当代耕、代收帮助，供给足够用的柴水与最低必需的衣物，适当保证抗属生活；又如在精神层面安慰军人家属，平时开群众大会、看戏时，请抗属坐在前排，每逢重要节假日，举行访问抗属的活动等等。

　　陕甘宁边区不断完善社会保险机制，保障人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对年老、疾病、待业以及发生其他生活困难的社会成员，陕甘宁政府给予一定的物质帮助。边区扩大了社会保险的覆盖面，特别是在保护女性健康方面出台了相关政策，有效保障了妇女权益。

　　（摘编自《人民论坛》2021年第1期 高中华/文）

　　来源：中国组织人事报

原文链接：http://www.tjzzb.gov.cn/dsbl/202302/t20230217_951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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